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篇一：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是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也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全面小康的现实需要。“两湖”开发建设使我们处于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县在经济发展中抢抓“两湖”开发建设新机遇，大力实施“膨引并举”措施，坚持突出特色、高效生态、优势互补的原则，迅速壮大优势产业集群，推进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我县经济发展现状
（一）综合实力大幅提升
2011年我县实现生产总值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规模以上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预计实现 元，地方税收收入完成亿元，经济实力明显提升。
（二）大力转变发展方式，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形成 我县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我县农业形成以肉牛、鸭梨、优质麦和生猪的重点产业集群。突出发展了高效生态现代农业，全县农业龙头企业达家。油气化工、电子信息、古典家具、食品深加工、不锈钢餐具、家纺地毯等成为我县主导产业。
（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
我县加大力度推进城镇化建设，形成面积达到平方公里经济开发区，建设了个生态文明村，村容村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建了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等一批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德大高速和德龙烟铁路也在紧张建设之中。
（四）招商引资环境明显改善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县招商引资环境明显改善。夕阳国际大酒店、降龙公园和商贸城等项目建设使招商引资环境明显改善。各乡镇都建立了工贸园区，项目承载能力明显加强。各单位部门都将招商引资作为工作重中之重，招商软环境明显提升。
二、我县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经济总量偏小，产业结构不尽合理。2011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市GDP的 %，与省市平均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全县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内部结构不优，第一产业比重偏高，二、三产业的比重偏低。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工业集群效应不明显，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发展后劲明显不足。
（二）地方财力不足，税源结构亟待调整。我县地方税收对建筑业、房地产业等一次性税源、重点税源和投资、资源型企业的依赖性过大，较为稳定的工业企业税源占当期地税收入的比重较低，可持续税源后劲不足。旅游、物流、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第三产业税收贡献率明显偏低。
（三）企业竞争力不强，产品科技含量较低。企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少，缺乏市场竞争力。传统行业企业占了绝大比重，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还没有形成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企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产品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产业链条较短，科技含量低，受外部环境
影响较大，制约了企业的快速发展。
（四）镇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总体水平不高。全县乡镇经济总量普遍偏小，镇域经济发展在区域上分布上也不平衡，产业化程度不高，东西部差距明显。
（五）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承载能力不强。由于历史原因，我县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欠账较多。农业、交通、电力等城市配套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乡镇工业园区配套设施尚不够完善，承接项目转移的能力较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项目落地，影响了城镇化进程。
三、我县经济发展思路
（一）加快工业发展，培育特色经济
我县工业化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主要依赖几个化工、电子、餐具企业如力工燃化、东川电子、发威餐具。所以要把工业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低、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发挥比较优势，培植壮大支柱产业、优势企业，提升产业层次，延长产业链，形成各具特色的县域工业结构产业集群。我县各乡镇企业大多雷同，难以形成资源集聚效益，反而易引发相互竞争，挤占市场的问题。因此各乡镇可根据各地的环境、资源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机遇、程度各不相同，找出各自的强项与弱项，经济的支柱与潜力，区位的优势与劣势。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特色经济。
（二）办好特色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
发展特色产业园区是加快我县经济发展的捷径。产业园区易融合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加快聚集，形成不同的产业集群，易形成优势互补，产业集聚。所以加快特色园区建设，使园区成为县域工业主要载体，加快我县经济的快速发展。龙头企业是促进产业化，可实现产品产、加、销一体化。我县可结合实际，有目标、有重点地培育、扶持、壮大一批各具特色的龙头企业，特别是对生产带动力强、加工能力大、科技含量高、出口创汇多的龙头企业，可在技术改造等方面要大力扶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对农户的连接能力和带动能力。逐步把龙头企业培育成为与农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有机整体。
（三）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我县历史上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农业、交通、电力等城市配套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乡镇工业园区配套设施尚不够完善，承接项目转移的能力较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项目落地，影响了城镇化进程。因此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充分抓住“两湖”建设的有利时机，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构建多元化交通大格局。抓住方成铁路和方安高速纵穿我县南北的现状，规划建设特色工贸园区，物流园区，农业产业园区为县域经济搭建更大的发展平台。进一步加大城乡规划、建设与管理，着力构建城乡发展新体系。
（四）培育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我县在经济发展中要注重引进外地大企业，又注重培育本地小企业。消除
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在市场准入、监督管理、发展政策上给予支持，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内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从技能培训、贷款支持、就业援助、社保补贴等方面，鼓励全民创业，形成创业集群，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纳入法治轨道。
（五）构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
经济建设环境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经济发展中，我县应要治理和建设好自然环境，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避免走“先破坏后建设”的路子。搞好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县县域重点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中要有长远眼光，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阶段实施。
（六）重视我县农村发展问题
经济发展中必须统筹城乡发展，“三农”问题也是我县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县城市化比重低，农民收入水平不高，发展滞后。所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增加农民收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产品区域布局，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区域特色产业，逐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各具特色的优质高效农业产业区。发挥龙头企业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探索土地流转思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农民按标准化组织生产，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加强农村污染治理，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采取多种方式，对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健
篇二：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土地问题
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土地问题
闫恩虎: 县域经济是中国的“国本经济”、“民生经济”、“最基本的生态经济”、“稳定经济”和“未来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主要基础”，是解决“三农”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依托。[1](P9)土地是县域最基本的资源。目前，我国县域陆地总面积874万多平方千米，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94.0%;县域人口总数9.1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0.41%;但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56.31%。这说明，当前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土地和人力作为基本资源尚未从根本上激活，其重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尤其是土地资源。
从国家层面讲，县域土地负有以下重大职责：1、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产业安全;2、工业化、城镇化的空间载体和推动力;3、保障农民的生存与发展;4、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因此，县域土地的开发利用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问题。
土地资源的高效益开发和永续利用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当前，由于我国城乡土地的二元化管理体制和对土地属性的多元界定，导致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土地问题异常突出，从上个世纪末县域政府招商引资的“零地价”，到目前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以及长期受舆论批评屡禁不止的大学城、游乐场、高尔夫球场扩建等，说明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从理论上讲，目前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土地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需要的建设用地与粮食安全的保障问题;2、县域经济的自组织发展与国土生态安全问题;3、畸形的土地财政问题;4、农业的产业安全和现代农业发展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县域经济的科学发展就缺乏基础和保障。
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需要的建设用地与粮食安全问题
工业化是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城镇化是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和推动力。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规律性经济社会现象，是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和互动的过程，是人口在空间上由分散向集中的转变，伴随着这一转变的是产品和服务生产的专业化、城乡社会逐步一体化，家庭、企业、政府相互联系的密切，技术创新和企业家才干的不断增强等。[2] (p35) 城镇化包括地域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生活方式城镇化。地域城镇化必然要将部分耕地转化为工业或商业用地。这将带来两个结果，一是耕地面积减少;二是农村人口减少，土地规模集中。我国人多地少，人地矛盾非常突出，但目前我国县域城镇建成区的人口密度却持续降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发展研
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城镇化每增加3.5%，土地城镇化就增加8.2%，这说明，我国粗放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仍在持续。中央政府反复强调：要建立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但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以及GDP为核心的官员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尤其县域政府对建设用地的欲求量越来越大。笔者2011年参与广东有关县域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调研工作，几乎所有县政府都提出需要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肯定，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建设用地的规模仍在扩大。据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介绍：“十一五”以来，全国每年建设用地需求在1200万亩以上，每年土地利用计划下达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只有600万亩左右，缺口达50%以上。 [3] (p4)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城镇化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30年来，仅农村土地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的资本积累达30万亿元，远超过同期所吸引的外资总量。[4](p12)有专家提出：“特别值得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直接导致房价上涨，而且无视耕地作为一种农业要素具有可替代性，并将它与粮食产量——乃至粮食安全绝对地‘捆绑’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缺乏根据的。政府划定的耕地红线注定是要被突破的，而且原有的21亿亩红线已然被破，这条红线束缚的只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5](p13)
首先强调：“耕地作为一种农业要素具有可替代性”是不成立的。其次，这种观点忽视了目前我国城市化城镇化粗放型发展的现实和粮食单产技术提高的不定性，影响是相当可怕的!要清楚，目前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值的40%。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指出：“目前，我国大中城市人均综合用地已超过120平方米，对照国际上的大都市，东京人均综合用地仅78平方米，香港才37平方米”。[6]但按每单位工业用地所产生的工业增加值计算，目前北京大概只相当于东京的1/20。几十年的粗放型县域工业化城镇化，已经使我国耕地遭受重大的破坏。据党国英研究：“从1980年到2005年，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急剧扩张的时期，经济每增长1%，会占用农地30万亩左右。与日本的快速发展时期相比较，我国GDP每增长1%，对土地的占用量差不多是日本的8倍。”[5]2008年全国城镇工矿建设用地达1.231亿亩，人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大大高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工业用地开发强度明显偏低，容积率一般只有0.3～0.6。[3] (p5)一个总人口才21万的贫困县，县城新区框架却要扩张至32平方公里，在人气没有聚集的情况下，快速拉开城市框架，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必然是：大量土地被浪费闲置。[6]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关口，而粮食安全则是基础。我们必须清楚，中国的粮食安全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中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如果中国发生粮食危机，很可能引发全球粮食危机。每年全球粮食交易量是2亿多吨，而中国每年粮食需求为5亿吨，如果中国缺粮，国际市场是无法供应的。从2004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农产品纯进口国。2011年，我国进口粮食5800多万吨，已经超过粮食总产量的1/10，进口棉花331万吨，超过总产量的1/2，进口植物油674万吨，超过总产量67.4%，进口食糖200万吨、猪肉100万吨，均超过总产量的60%。我国农业的产业安全已经进入危险期。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显示：如果以农业增加值比例、农业劳动力比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三项指标计算的话，2008年中国农业水平与英国相差约150年，与美国相差108年，与韩国差36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低约10倍，仅为发达国家的2%，仅为美国的1%;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比国家现代化水平低约10%。[7]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饮食结构发生改变，粮食需要量必然提升，而粮食单产的提高是需要技术支持的，而技术的创新是需要时间和有周期的，可以说，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据国家农业部报告：2030年前后，我国人口将增加2亿以上，粮食总需求量7亿吨以上，按照目前耕地面积，粮食单产需提高40%以上。这是一个根本无法保证可以攻克的技术难关!而耕地面积减少除城镇化用地以外，因生态原因弱化荒化更是触目惊心。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从1986—1995年的10年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9326.7km2，年均净减少1933.3km2。我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如果耕地面积不能保障，不仅粮食危机有可能发生，而且无法保障农业产业安全。
根据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城镇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而农村土地所有权则属于农村集体组织，二者之间的转化需要经过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审批。这种管理体制直接导致以下问题：其一，农用土地和城镇土地在使用价值上的差别。农用土地的使用价值不仅取决于经营者素质、财力，还取决于市场机遇，投资增值很小，而城镇建设田地的使用价值和周围的工商业设施紧密联系，取决于区位，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城镇土地的使用价值远远大于农村用地。其二，负担的社会功能差别。城镇土地只承担保障工商业和城镇居民的生活和居住，而农村土地承担着保障农民基本生活、就业和国家粮食安全，明显地农村土地承担了更多的外部效应。在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太少的情况下，这种外部性社会功能已经使农村土地失去应有的市场弹性和市场效益。而且明显的城乡福利级差使农民愿意失去土地成为城镇居民。其三，两种土地利益分享的差别。农村土地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吸纳力和对粮食安全的贡献都是针对国家总体利益的，不会或很少对农村集体或地方政府构成影响，而城镇建设用地的有关税收属于地方税种，城镇建设用地带来的土地上的工商业利益也属于地方政府。在目前以GDP作为衡量地方
官员职责的考核机制下，城镇建设用地的使用对地方政府则是利益提升。[8]而国家强制性征地这唯一合法途径又为权利寻租和官员腐败提供了操作空间，直接导致“圈地”运动和大量的土地征用腐败案件发生。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十年前(2003年)，各地开发区总数5524个，占地面积3.51万平方公里，已经超过全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总和。当时经济并不发达的江苏泗阳县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就有43.3平方公里，当年就占用基本农田4000多亩。
二、县域经济自组织发展与国土安全及生态安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差异性、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自组织性。县域经济自组织发展容易造成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无序竞争，不仅浪费资源(尤其是土地)，也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与发展，而且直接造成环境恶化。三十年来，中国可耕地面积减少了20%，每年沙漠化面积达到3400平方公里，国土荒漠化已达1/5，可耕地效力递减达到43%、牧场则达了90%。每年消耗20亿吨硫化煤燃料，有害气体排放量居世界首位。居住着一半以上人口的三大河流域，实际上已陷入自然再生能力丧失的境地。[9](p31)水利部部长陈雷说：近五十年来，中国因水土流失而损失的耕地达五千多万亩，平均每年约一百万亩。[10]另据国土资源部统计表明，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每年因土壤污染致粮食减产100亿公斤。[11]
县域经济的发展肩负着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重大职责。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完成了国土区域空间的功能规划。在中国古代也是对县域进行分等级按功能管理，比如，隋朝将全国县“以所管闲剧及冲要为等级”。唐代以地位、户口与地理条件等综合划分全国的县为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清雍正时期，将全国县的分等为“冲、繁、疲、难”。而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发展基本上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资源依赖型思路，必然造成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是明显的不可持续发展路子。
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对国土空间布局进行科学划分，而县域则是国土陆地空间的主体。必须对县域进行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即保证区域经济科学和谐发展，又保障国土安全和生态平衡。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按照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要求，规范开发秩序，控制开发强度，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对人口密集、开发强度偏高、资源环境负荷过重的部分城市化地区要优化开发。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城市化地区要重点开发。对影响全局生态安全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要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对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要禁止开发”。随后，国务院通过国家发改委《全国主
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家主体功能区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
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建设对国土生态安全和区域经济的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基本形成功能定位清晰的国土空间格局;二是基本实现人口分布与经济布局相协调;三是基本实现人口和经济的分布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四是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活条件均质化。[12]p380必须强调，主体功能区建设是区划、规划、政策和考核“四位一体”，区划是前提，规划是关键，而配套政策和考核是保障。但目前各省对县域的国家功能划分基本上停留在规划文件层面，有些甚至连规划工作尚未启动。必须尽快完成县域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建设工作，并针对功能区定位研究制定差别化的财政、投资、产业、土地、人口管理和环境政策，建立完善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和考核方法，并加大对土地弱化区域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并通过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加盟扒炕恋刈试吹挠呕渲谩；挂诖嘶∩峡箍缧姓虻牧饔蚬婊；ず土稚健⒉莸厥氐壬肪车目缜虮；ぶ卫砉ぷ鳎姹Ｖす辽踩�
三、畸形的土地财政问题
中国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地方政府属于“地方发展型政府”。“从行政管理体制的设置来看，‘属地管理’和‘行政发包’是中国政府体系的典型特征”。[13](p23) “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以长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为主要方式，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政府模式”。[14](p12)
当前我国省、市、县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模糊，地区之间差别较大，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等最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农业等法定支出主要由县乡政府提供，县乡支出责任偏大。[15](p14)绝大多数县域都是财政入不抵出。据统计，县域单位财政总支出超过总收入600多亿元，补贴县945个，赤字县556个，二者合计占县域总数的72.15%，赤字总量占地方财政总量的77%。县域政府既要提供公共服务，又要筹资推动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而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对土地的大量需求和土地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地价节节攀升，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使得土地财政应运而生。根据国家审计署2010年度审计报告显示：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为
25473.51亿元。共涉及12个省级、307个市级和1131个县级政府。[16]全国共有2052个县域，即绝大多数县是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债务抵押的。
土地增值已经成为地方尤其东南沿海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的重要因素。
1999-2008年间，中国土地出让面积从45391公顷上升到165860公顷，年均增长率15.5%，同期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不断上升，成交价款从514.3亿元上升到1025
篇三：支持“三农”及县域经济发展情况
支持“三农”及县域经济发展情况
一、总体支农情况
2011年以来，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紧紧围绕服务“三农”这一宗旨，依托金融服务“家家到”活动平台，整合信贷产品，强力推动“三农”经济发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截止9月底，该联社各项存款余额达48.6亿元，较上年末增加6.2亿元，增幅14.8%，各项贷款余额达31亿元，较上年末增加5亿元，增幅19.6%，其中涉农贷款余额25亿元，其中农户小额信用贷款15.6亿元，农村青年创业贷款1.6亿元，帮助786名青年实现创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2.4亿元，中小企业贷款5.4亿元，颁发贷款证2.1万户，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已成为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实力最强的金融机构。
二、信贷支农成效显著，职能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2011年，县联社结合县情、社情，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面向“三农”、面向中小企业、面向县域经济的市场定位，为农户生产、农民创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种养大户以及县域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信贷支持。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立足“三农”市场，创新金融产品，力促“三农”发展。
一是创新贷款模式，整合推出“农家乐”信贷产品，满足农民快速有效资金需求。“三农”是农村信用社生存发展的源头，有效满足农民资金需求是农村信用社发展的根基。我县农村信用社始终把农业和农民贷款作为信贷工作的第一要务来抓，彻底改变传统“春放秋收”的贷款模式，在春耕备耕生产期间，县联社就及时下发了《关于支持春耕备耕生产贷款的紧急通知》的文件，以支持春耕生产为契机，整合推出“农家乐”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这一支农拳头产品，按照“一次授信，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原则，授信额度由2万元提高到5万元，由农户申请，在十个工作日内以贷款证方式发放到农户手中，把有限的信贷资金全部用在广大农户生产最急需的刀刃上，脚踏实地地帮助农民群众解决“贷款难”问题。
二是创新金融服务方式，主动上门营销。全县农村信用社以深入开展金融服务“家家到”活动为平台，主动营销，上门服务，主动了解广大农民客户的信贷需求。针对广大农村青年和返乡农民空有满身技术和一腔抱负，苦于缺少创业资金这一实情，推出“创业乐”这一信贷新品种，根据创业市场、产品前途和借款用途合理确定贷款额度，实行差别授信，累计发放，最高可达20万元。
三是开通“96669”贷款直通车业务。针对个人贷款开通“96669”贷款直通车，只要拨打“96669”进行个人贷款
申请，在三个工作日内进行回复，并将资金送到手，大大提高了办贷效率。
四是创新农村产业化贷款方式，用“金土地”铺就致富路。全县农村信用社把扶持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作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通过“扶持一个龙头”，推动“公司+基地+农户”这一贷款模式，实现“兴起一项产业，带动一片基地，富裕一方农民”，使广大农民土地生“金”，走上致富路。
（二）积极营销企业贷款，为中小企业发展架起发展“金桥”。
2011年，面对宏观调控的持续形势，我们一是成立中小企业部，专司服务中小企业；二是以开展“金融服务家家到”活动为契机,采取实地考察、座谈了解、市场分析等形式充分了解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实际困难，帮助解决其资金“瓶颈”问题；三是积极参与市、县政府组织的银企对接会。先后与97家中小企业开展银企对接活动，达成合作签约协议9820万元，目前已兑现签约金额8821万元,占签约金额的92%；四是围绕县域龙头产业，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扶持龙头企业产业升级、培育发展潜在龙头企业、推进相关产业链建设，重点支持落户我县工业园区内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五是加强与担保公司，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六是通过小企业联保贷款模式，推出“金桥”系列产品，按照“统一授信、
分批使用、余额控制、动态调整”原则，简化贷款程序，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评级授信流程，分批发放“金桥”贷款。截止9月底，重点支持了130余家中小企业，发放中小企业贷款5.4亿元，为支持我县农村经济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和县委县政府打造“工业强县”目标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认真做好各项涉农资金代发工作。
农村信用社服务网点遍布城乡，肩负着为全县农民提供便捷金融服务的重任。同时为进一步做好“民生强县”目标服务，我们积极承担起各项涉农资金发放和代收代发工作，努力提高金融服务层次，大力推动“金农卡”发行、增设ATM自助设备及布放pos机具，同时，结合“标准基层行社”创建，深入开展“窗口单位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对基层网点进行改建，并开展“站立、微笑和三声”服务，为广大农户提供宽松舒适便捷的服务环境。截止9月底，共发放各项涉农资金8.2亿元，切实履行好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真正做到了党政领导放心，广大群众满意，农村信用社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真正实现了“双赢”。
《 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出自：百味书屋链接地址：http://m.850500.com/news/88743.html 转载请保 留,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