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历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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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南宋灭亡的历史真相及原因

南宋灭亡的历史真相及原因

在广东省湛江市硇洲岛。站在岸边堆积的熔岩乱石之上，雾霭茫茫，水天一线，惊涛如诉。湛江文化研究专家、湛江市博物馆原馆长陈志坚介绍，相传当年流亡至此的南宋皇帝赵昰和抗元军民正是在这里愤慨山河沦陷，将岸边巨石怒击水中，代表与元朝抗争到底的决心。是为“以石击匈(元)”，“硇”字由此而生，硇洲岛也因而得名。

虽然南宋朝廷苟且偏安后在此最后灭亡，然而这段历史却是粤西沿海地区最为珍贵的文化财富之一。南宋年间，粤西沿海大都是荒远之地，正是因南宋流亡朝廷的一路南下，才为这些地区带来了中原、江南文化的火种，并对其后世文化的传承发展影响深远。硇洲岛，就是南宋朝廷这段流亡之旅的海上最南端根据地。在此地发生了两件大事：一、年仅11岁的皇帝赵昰驾崩，7岁的南宋末代皇帝赵昺继位;

二、宋军于此驻扎不久即莫名掉头北返，走上了最终“自取灭亡”的不归之路。在这个仅有56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与宋代相关的历史文化底蕴却是颇为厚重，宋皇城遗址、翔龙书院、宋皇井、宋皇碑、宋皇亭、宋皇村……这些沧桑斑驳的古迹隐藏在一片片茂密的火山岛原始植被深处，曲径通幽，充满了神秘色彩。不仅如此，“不拜皇帝拜忠臣”，岛上的庙宇除天后宫(妈祖庙)、关帝庙、宗族祠堂等在广东沿海常见类型之外，早年修筑的分别祭祀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宋末重臣的祠庙在这里分布众多，香火不断。

岛上居民至今仍延续着将三位宋臣神像请回家中轮流供奉的虔诚风俗，每年庙会之际又送回庙中，岛上、岛外居民都会来此祭拜，以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

崖山之战示意图

当代史学专家对硇洲岛的历史背景一直存在着一定争议。从地图上看，宋廷流亡至硇洲，却又突然掉头北返，最终亡于崖山。行军路线逆流，且迎向元军追兵，似乎十分不合情理。然而在以硇洲岛津前天后宫理事会副会长窦广栋为代表的当地文化学者看来，这种疑虑似乎不应存在。

在他和陈志坚老馆长的带领下，我们仔细考察了当年南宋朝廷驻扎过的遗迹。而对于学术界的争议，窦广栋等人有一个颇为大胆的猜想：或许历史上的崖山海战，根本不是亡宋之战，史料所记载的，只是后人以讹传讹。崖山海战的失利对宋军海上主力的打击虽是毁灭性的，但陆秀夫背负赵昺跳海记载中南宋灭亡的标志性事件可能并未在崖山发生。

“赵昺和陆秀夫可能是在硇洲岛跳海的!”窦广栋进一步陈述了他有如此猜想的论据：从海上逃亡路线分析，掉头北返的确不合情理。因此北返的应该是张世杰所率领的宋军精锐，企图开辟“第二战场”。崖山海战确实让宋军丧失了大部作战主力，

但宋廷并非灭亡在崖山。在硇洲岛上，宋廷修建行宫、书院等遗址真实存在，若非宋廷想长期驻扎于此，绝不会贸然劳师动众大兴土木。年幼的赵昺当时可能与陆秀夫等其他大臣留驻在硇洲岛，苦等来张世杰崖山战败的消息后或于此地绝望跳海，或在随后继续流亡的途中最终葬身大海。

记载不详的历史的真相，或许永远会伴随着猜想、推敲和质疑。硇洲岛在宋元之交那段特殊历史中扮演的角色的细节究竟如何，还有待专家学者的进一步考证。

篇二：论南宋的历史地位

略论南宋的历史地位

何忠礼

内容提要

南宋立国153年，以往人们对它的历史地位评价颇低。实际上，这种评价缺乏总之，绝不能贬低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史研究中心主任。(杭州

“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何时，最高统治者就为外戚、宦官、权臣、军阀玩于股掌之上，国家或是为豪强地种情况，在南宋历史上却并未出现。而南宋常为后世所诟病的军事上的不振，固然有抑制武人所带来的副作用，但金、蒙统治的相对稳固，军事力量的空前强大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而这一点很少有人指出。因此，全面而实事求是地评价南宋的历史地位，既是正确研究南宋历史的需要， 也是深刻揭示南宋所以会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需要。为此，笔者不揣识昩，拟对南宋的历史地位作一个简略的评价，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一、为后世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南方经济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南宋建立以后，经历了大约14年时间的战乱，社会逐渐趋向安定，而华北、中原地区的人民或为了躲避战乱，或不堪忍受女真贵族的野蛮统治，纷纷南移，正如时人庄绰所说：“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①以都城临安府为例，竟然成了一个移民城市，至迟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以北方移民为主的外来人口，已占了全城人口的十之七八②。甚至原本人烟稀少的两广地区，也因远离战场，成了人们避难的乐土，出现了“时中原士大夫避乱者多在岭南”③的局面。

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和生产技术的传入，南宋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作为劳动力的人口来说，光宗绍熙元年(1190)全国有12355800户，若以平均每户5口计，有6177万余人，超过了汉、唐时期的最高人口数④。与此同时，金朝有户768万余，口4581万余⑤。户口数也比南宋要少了许多。从粮食产量来说，由

于南宋重视水利兴修和精耕细作，加之稻麦并举这一生产格局的出现，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显著增加。唐代上田亩产不过二石左右，南宋江东、两浙地区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提高了二倍多。加上大批荒地获得开垦，粮食总产量也随之大幅度提高，“苏湖熟，天下足”⑥的谚语由此产生。继苏湖地区成为南宋的粮仓以后，进入元朝，福建、江西等地也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区，当时全国岁入税粮总计为12114708石，其中江浙行省即达4494783石，占了全国的3710%。说明中国南粮北调的格局到元代已经出现，而它的基础却是南宋奠定的。

其次，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北方工匠的南下，南方的手工业生产也上了一个台阶。除了矿冶业因受资源条件限制，并未获得显著发展以外，其它生产部门几乎全都超过了北方。原设在开封的公私手工业作坊移到临安府后，使临安府迅速成为南宋最大的手工业中心。其中，纺织业是南宋手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部门，其规模和技术都大大地超过了同时代的金朝，从此以后，南方一直成为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

北宋时，制瓷业的中心尚在北方，定窑(河北定州)、汝窑(河南临汝)、钧窑(河南禹县)、官窑(河南开封)和景德镇窑(江西)，是当时全国的五大名窑。可是，北方故产品有“饶玉1”之称⑦，为后世的“瓷都”地位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广东、福建2007年12月从广东洋江海底打捞上来的南海一号沉船，装有绍兴年间在龙泉、福建、广东等地生产的大量精美的陶瓷制品，就是一个明证。

此外，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等生产部门，也都获得了很大发展，远非北宋时候可以比拟，与金统治的北方地区相比，优势就更加明显。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南宋的商品经济更加发展。具体表现为城市的繁华、商业的兴盛，海外贸易的空前活跃。南宋最大的城市是都城临安府，到咸淳年间(1265～1274)，仅城区(钱塘、仁和两县)就有186330户，若以每户5口计算，即达931650口，加上众多的流动人口，全市约有140万人左右。临安城内店铺林立，商品种类繁多，买卖昼夜不绝。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欧洲，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当时最著名的大都会伦敦人口也不过三万四千左右。难怪马可·波罗到了杭州以后，对它“颇具豪华气派的一事一物，惊讶得瞠目结舌，叹为观止”⑧了。明州、绍兴、平江、建康、成都、福州、泉州、广州、长沙、荆南(湖北江陵)、沙市、襄阳、兴元(陕西汉中)等城市，也十分繁华，即便地处宋金前线的鄂州(湖北武昌)，也是“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⑨。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兴盛，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浩翰的大洋不再是中国向外发展的天然障碍，而成了远比驼帮载运量要大上千百倍的海上交通线和对外快捷方式。六百年前的郑和所进行的大规模远航，就是遵循了这条航海通道。大宗商品，通过几百上千吨位的巨舟，驶往世界

各地。“鲸波万里，如履坦途。杂货瑰宝，将日陈于斯庭，而帑藏无一之不充矣”⑩。“蛮贾蕃商”也纷纷前往南宋进行贸易，在广州、泉州等港口，各设蕃坊，甚至还建有规模宏大的清真寺，在那里生活着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外国商人，总数达数万人之众。近有学者指出：到宋元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向，出现了由汉唐的“头枕三河(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草原”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历史性转折。亦即自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笔者认为，南宋正是这一转折的最重要时期。如果能够按照这一势头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海洋大国。可惜到了明中叶以后，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原因，出现了连续多年的海禁，使这条海洋之路遭到扼杀，“于是中国再度回到面向西北草原的内陆国家运行轨道中来”。

从以上可知，南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历史过程。宁宗朝官员吴衡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巨大的变化，对此作出了精辟的概述，他说：

天下地利，古盛于北者，今皆盛于南??以元丰二十三路较之，户口登耗，垦田多寡，当天下三分之二。其道里广狭，财赋丰俭，当四分之二[三]。彼西北一隅之而财赋所入当三分之二。漕运之利，今称江淮，关河无闻；盐池之利，今称海盐，今称浙江、太湖，甲于天下，河、渭无闻。不是南宋的建立，中国经济不可能出现如此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其历史地位的重要，此为其一。

二、对后世中国的经济制度和赋税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是纸币的广泛使用。交子，作为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虽然出现于北宋，但当时主要通用于使用铁钱的四川地区，不仅范围不广，发行量也不大。可是从南宋起，以会子为主的各种纸币在全国各地普遍获得使用，即使官吏俸禄、士兵纸币“遂与见缗并行，不可复废矣”。理宗朝时，用的交钞，也是仿照南宋钞法加以印造和流通的。

二是土地占有中“鱼鳞图”：无论官田、民田，一律依式打造“砧基簿，(1234)，又被称为“鱼鳞图”，“鱼鳞图”的出现，对于防止地主

首先，人头税的逐渐取消。自五代至北宋，中国南方地区除四川外，普遍地存在着一种人头税，即所谓身丁钱。进入南宋，各地身丁钱陆续被蠲除，或者将它们摊入田亩征收。如绍兴三年(1133)八月，高宗下诏：“湖南丁米三分之二均取于民田，其

一取之丁口。”五年三月下诏：“道州丁米，依旧于田亩上均敷，用本州请也。”所以出现这种摊丁入亩的现象，与那些地区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人丁锐减，已无法摊派丁钱有密切的关系。绍兴三十二年五月，朝廷下诏同意知湖州陈之茂的奏请，将湖州每年的丁绢固定为五千匹，今后“不以添丁而增赋”。这对其它地区丁钱的征收，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不仅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也放松了封建政府对劳动者的人身束缚。南宋以机工、窑工、矿工为主的雇佣劳动者很多，有的学者因此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南宋，与此不无关系。其次，差役负担渐趋合理。南宋后期，一些地方政府鉴于赋税繁杂，胥吏趁机作奸，从而极大地加重了广大农民负担的情况，将役钱、和买钱、茶钱等各种杂税一并依物力(指以土地为主的家产)高下征收，以使“官无亏赋，民无重征”。有些地方，甚至将役钱完全摊入田亩征收。这种做法，无异是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的雏形。

三、使南方人民免遭战祸和蹂躏，并为收复北方失地提供了一个基地

刚刚兴起的女真势力，极具野蛮性和掠夺性， 华北、中原地区被占领地区的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以见一斑，其谓 :

;佛寺俱空，塑像尽破胸背以取心腹中物;殡无完柩，大逵已蔽于蓬蒿;菽粟梨枣，亦无人采刈。

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华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痩男子廋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唐止朱粲一军，今百倍于前世，杀戮焚溺饥饿疾疫阝舀堕，其死已众，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谓“丧乱死多门”，信矣!不意老眼亲见此时，呜呼痛哉!。

们驱赶到北方作为奴隶。又移住猛安谋克户，女真服装“见小民有衣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不能有半点自由。

?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帝王都会》中的这样一条记载作为根据，其谓：：

绍兴、淳熙之间，颇称康裕，君相纵逸，耽乐湖山无复新亭之泪。士人林升者题一絶于旅邸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

笔者认为，林升此诗，虽然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却主要还是为了提醒世人，可是由此却对后人正确认识南宋社会起到了某种误导作用。首先，如果此诗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广大军民，那是不公正的。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支持北伐中原，收复北方失地的人，在南宋军民中始终占了主流。作为一个国家的都城，楼房林立，歌舞升平，人民群众过着和诣、安定的生活，在和平时期的任何国家、任何朝代可以说概莫能外，没有理由因为当时的临安有湖山之美和繁华的都市生活，就得出人们

(“游人”)已忘记了恢复中原之志的结论。

其次，如果此诗揭露的是当时的统治者，也需要作具体分析。诚然，绍兴年间，以高宗为代表的投降派，由于“恐金病”的作祟和为了抑制武人的需要而不惜与金人签订屈辱的“绍兴和议”，此后更是文恬武嬉，将恢复中原之事完全抛诸脑后。但自孝宗以降的南宋诸帝，都或多或少地怀有恢复中原故土的愿望和实际行动。如在孝宗朝初年，有张浚领导的北伐战争，孝宗的继承人光宗，在位时间只有四年，本人又患有精神疾病，当然不可能指望他会发动恢复中原的战争。宁宗为嘉王时，翊善黄裳专门为他制作了一幅“舆地图”，要他经常了解山川形势，时刻不忘恢复中原。他继位后，便支持权臣韩侂胄在开禧年间进行北伐战争。北伐开始时尚较顺利，如故南宋先于端平二年(1234)与蒙古军联合灭金，一报“”。翌年，宰相郑清之除了高宗，南宋大部分帝王为了恢复中原还是作出了一定的努力，笼统指斥他们“不思恢复”，并非事实。

至于所谓南宋“君相纵逸，耽乐湖山”云云，同样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南宋统治者与历史上大多数帝王相比，尚不算最奢侈。以孝宗而言，他生活的节俭在中国古代帝王中颇为少见。宁宗本人的生活同样相当节俭，别的姑且不论，就以他在位三十一年间，竟没有在西湖上作过一次游宴，即可见其一斑。高宗和理宗早年的生活也同样比较节俭，只有到了他们的晚年，才转向淫逸，则是事实。南宋的建立，也为北方沦陷区人民争取摆脱金朝的奴役和统治带来了希望，以辛弃疾为代表的大批归正人的南归，就是一个明证。山东、淮北忠义民兵的反金斗争，所以能蓬勃开展，并坚持了较长时间，同样也是因为有南宋政权支持的缘故。

总之，南宋虽然没有完成恢复中原的夙愿，却为最后灭亡金朝作出了贡献，如果不是以成败得失作为衡量标准的话，南宋政权长期成为广大爱国军民抗金和收复北方失地的基地，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四、造就了璀灿的南宋文化， 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

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就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复必振。”著名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更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他们所言，虽然指的是整个宋代，但是，如果没有南宋的存在，宋文化就不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所说的宋代，主要是指南宋。因此学术界

篇三：南宋名将简介

南宋名将简介

孟珙---孟珙（1195—1246），字璞玉，原籍绛州（今山西新绛），南宋杰出的军事家、统帅。 孟珙生于将门世家。曾祖孟安是岳飞部将，祖父孟林也是岳飞部属，随军至随州，定居于枣阳（今皆属湖北）。父孟宗政（？—1223），字德夫。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1206）宋军北伐时，率领义士进行游击战抗金，被任为枣阳县令，后升京西路钤辖军职，驻守襄阳。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1217）四月，金军南攻襄阳，围枣阳，孟宗政与扈再兴、陈祥等率军出击，连败金军，又驰援枣阳，枣阳解围，遂兼权枣阳军（县升军）使。嘉定十一年二月，金军主将完颜赛不率军数万攻枣阳，枣阳军使孟宗政在援军扈再兴、刘世兴的协同下，抗击达三月之久，金军不支退兵。嘉定十二年二月，金军再次攻枣阳，在孟宗政多方抗击后，金军溃退。孟宗政又奉命出击金境内的湖阳县城（今河南唐河南湖阳镇），「一鼓而拔，燔烧积聚，夷荡营寨，俘掠以归，金人自是不敢窥襄、汉、枣阳」。后任荆鄂都统制仍兼知枣阳军，积官至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左武卫将军。嘉定十六年（1223），病死于枣阳任上。后赠太师、永国公，谥忠毅。

张浚--张浚（1097--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南宋大臣。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政和进士。 建炎三年(1129年)任知枢密院事，力主抗金，并建议经营川陕，被任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次年因东南形势紧张，乃集军反攻，牵制金军。后用吴蚧等坚守秦岭北麓，使全蜀安堵。绍兴四年(1134年)再任枢密，次年为宰相，重用岳飞、韩世忠，废黜席懦的刘

光世。秦桧执政后，被排斥在外近二千年。曾在永州(今属湖南)贬所连上五十疏，反对议和。三十一年金完颜亮攻宋，才重被起用，封魏国公，主持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的北伐，因将领不和，符离之战失利，又被主和派排挤去职。著有《中兴备览》等。

刘琦---(1098-1162年)，字信叔，甘肃静宁人。 最早做陇右都护时,与西夏人作战,屡战屡胜，以致于西夏的小孩哭的时候，只要有人吓唬说：?刘都护来了！?小孩就不敢在哭(好像在那里都有这样的说法).但让刘琦一战成名的却是顺昌大捷.绍兴十年(1140年)，刘琦出任东京副留守，率兵3万前往赴任，行到顺昌(今阜阳市)，?遇金兀术率金兵南侵，遂决计留守顺昌，到了顺昌,他首先去找知府陈规,问城中是否有粮，当听到有米数万斛时。就大笑说：?可矣。?(由此可见其明察细微之处:要守城,除了要有必死的决心,也要有一定的物资基础.不然那就不是决死而是送死了).为表示守城抗金的决心，他下令凿沉船只，将夫人安置寺中，寺门前堆满柴草，说了句:?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敌手也。?准备打败了就焚家全节(此是为了鼓舞官兵士气,思想政治工作做的很好)。在他的鼓舞下，顺昌军民坚定斗志，誓死与金军决战。 刘琦所部在群众支持下，首战挫敌前锋，继而夜袭敌营，先后杀死数千敌军(此是趁敌不备,先挫其锐气,并激励自军的士气也).然后等金兀术的大军来了,又募得曹成等二人，谕之曰：?遣汝作间，事捷重赏，第如我言，敌必不汝杀。今置汝绰路骑中，汝遇敌则佯坠马，为敌所得。敌帅问我何如人，则曰：‘太平边帅子，喜声伎，朝廷以两国讲好，使守东京图逸乐耳。’?已而二人果遇敌被执，兀术问之，对如前。兀术喜曰：

?此城易破耳。?即置鹅车炮具不用(这是故意示弱,以骄敌心.果然金兀术上当了,放弃了投石机等攻城器械.)。在接着在颍水及其岸边的草中下毒,当时天气闷热,金兀术带军到后人马饥渴，结果?食水草者辄病，往往困乏。?而相反?锜军皆番休更食羊马垣下。?(使得敌军未战先乱,而本军则以逸待劳)到此时胜负之数已分.果然金兀术10万精锐战未多时即已崩溃,兀术拔营北退，锜遣兵追之，死者万数。尤其血战中，先后破敌铁浮屠、拐子马队，使金兀术的铁浮屠、拐子马战术首次失败.是役也,刘锜兵不盈二万，出战仅五千人。而金兵号称数十万,光是兵营就连绵十五里.刘琦指挥若定,取得南宋对金第一次大胜的顺昌大捷.后人赞曰：?军非歼颍水，马已蹴关山?。?寺门之薪?亦传为佳话。后因秦桧张俊的陷害,刘琦被贬官,后忧愤成疾，以至呕血数升而卒。死后谥武穆（好像与岳飞同）。 据说后来金主完颜亮南下,一一列举南朝诸将,问自己下面的将领有没有敢与之作战的,每说一个,下面的人都响亮的回答敢,但举到刘琦时,没人敢说话.完颜亮只好自嘲到:我自己来吧. 刘琦慷慨深毅，有儒将风。宋史上说: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泜上之军，无以过焉。后世史书认为南渡名将以张、韩、刘(刘光世)、岳并称,其中却未包括刘琦.事实上张俊的人品实在不好,而刘光世更是庸才一个.比起这两个,刘琦无疑更能称得上名将之谓.即使是同岳飞相比,刘琦也不逊色:岳飞进军郾城，直抵朱仙镇，连败金兵;而刘琦同样力守顺昌，连败金兵.后世只知岳飞大败金兀术的铁浮屠、拐子马,却不知刘琦早在顺昌大捷时

就已同样大败金兀术.且取得了南宋对金的第一次大胜.可惜的是现在大家能记住岳飞、韩世忠,而知道刘琦的却少之又少.

虞允文--中国南宋抗金名臣。字彬甫。仁寿(今属四川)人。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统率金军主力越过淮河，进迫长江。两淮前线宋军溃败，金军如入无人之境。虞允文时任督视江淮军马府参谋军事，被派往采石（今属安徽马鞍山市）犒师，正值金海陵王大军谋由采石渡江。虞允文见形势危急，毅然把散处沿江无所统辖的军队，迅速组织起来，挫败金军渡江南侵的计划，赢得了采石大捷（见采石之战）。金海陵王移兵扬州，虞允文又赶赴镇江府(今江苏镇江)阻截。金军北撤，虞允文在南宋朝野上下获得极高声誉。乾道三年（1167），召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 四川名将吴璘死，虞允文接替他出任四川宣抚使兼知枢密院事，积极整顿正规军和民兵，减缩军费开支。五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八年秋，再度赴四川综理军政事务，后病死。在淳熙四年（1177年），宋孝宗诏赠虞允文太傅，谥忠肃。而宋孝宗在虞允文死去後便失去了收复中原的斗心，从此不再打算收复中原。但虞允文的报国事迹仍广为人传颂，名留青史。毛泽东亦曾在《续通鉴纪事本末》批道?伟哉虞公，千古一人?，虞公即虞允文。虞允文曾为唐书及五代史加注，并著有诗文十卷，经筵春秋讲义三卷、奏议二十二卷、内外志十五卷，传颂於世。

余玠--南宋末期名将，字义夫，号樵隐。生年不祥。 出生于蕲州广济县太平乡。幼时家贫，就读于沧浪书院、白鹿书院。失学后投奔淮东制置使赵葵作幕僚，不久即以功补进入副尉，又

擢升作监主薄。1236年2月，蒙古军侵入蕲、黄、广。余应蕲州守臣征召，协助组织军民守城，配合南宋援兵击退蒙古军。1237年10月，余玠在赵葵领导下率部应援安丰军杜皋，击溃蒙古军，使淮右以安。 次年，朝廷论功行赏，余进宫三秩，被任命为知招信军兼淮东制置司参议官，进工部郎官。同年9月，蒙古大帅察罕进攻滁州。余玠率精兵应援，大获全胜。1240年9月被提升为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州，主持濠州以东、淮河南北一带防务。1241年秋，蒙古军察罕出兵安徽寿县，余玠率舟师进击察罕军，激战40余天，使蒙古军溃退。以功拜大理少卿，升淮东制置副使。 次年12月，宋理宗因见四川战局不利，任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受命于四川危亡之际，表示?愿假十年，手掣全蜀之地，还之朝廷?。余抵重庆后，广纳贤才，修筑工事，恢复经济，安抚民心，统率十万军民到合州修筑钓鱼山城；又在三江沿岸山险处筑10余城。各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屯兵聚粮，形成坚固的山城防御体系。入蜀当年，便在资州、嘉定、沪州等地，赢得了与蒙古军大小36战的初步胜利。1246年春，蒙古军大将塔塔歹贴赤分兵四路入侵四川，余玠率军抗战。以新筑之山城为屏障，重创蒙古军。1252年10月，蒙古军汪德臣、火鲁赤部大规模入侵，进抵嘉定，余调集蜀中精锐部队，组织大规模会战，将蒙古军击退。余玠因抗蒙治蜀有功，于1252年晋升为兵部尚书，仍驻四川。 第二年，朝廷反战派谢方叔任左相，诬告余玠?擅专大权，不知事君之礼?。理宗听信谗言，召余王还朝。余知有变故，愤懑成疾。于是年7月服毒自尽。次年，朝廷权奸削去余生前职务并迫害家属和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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