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藏族格言文化的重要性

关于研究藏族格言文化的重要性 本文关键词：藏族，格言，重要性，研究，文化

关于研究藏族格言文化的重要性 本文简介：摘要：在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今天，研究藏族格言文化，应该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藏族格言，不断挖掘其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思想内涵，充分发挥其教育引导、文化熏陶、服务当下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藏族格言文化；重新审视；重要作用；　　　　AResea

关于研究藏族格言文化的重要性 本文内容：

摘要：在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今天， 研究藏族格言文化， 应该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重新审视藏族格言， 不断挖掘其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思想内涵， 充分发挥其教育引导、文化熏陶、服务当下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藏族格言文化； 重新审视； 重要作用；
　　

　　A Research Review of Tibetan Gnomic Culture

　　
　　Abstract: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i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e Tibetan Gnomic culture research should reexamine the Tibetan Gnomic Verses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dig out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according with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its important role in education guidance, cultural influence, and service today.
　　
　　Keyword:Tibetan Gnomic culture; reexamination; important role;

　　
　　藏族格言诗不仅是藏族文学的一种重要类型， 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它以内容广博、思想深邃、语言优美、声韵协调、通俗易懂、形式较为固定 （多为七言四句） 等特点， 流传于雪域高原及周边地区， 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藏族格言文化。其内容涉及哲学、伦理、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社会等多个学科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世人而言， 剔除掉文化糟粕的格言诗歌， 犹如一剂剂治病良方， 或启人智慧， 或发人深省， 或催人自新、奋进， 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清新风气、教化民众 （特别是青年人） 的重要作用。
　　
　　一、国外研究情况
　　
　　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 国外研究藏族格言文化主要针对《萨迦格言》， 现在已出版四种英译本。 （一） 匈牙利着名藏学家亚历山大·乔玛·德·柯勒斯， （1784-1842） 1833年英译本“ABriefNoticeofthesubhashitaRatnaNidhiofSaskyaPandita《萨迦格言简注》”, 1855-1856年才得以正式发表。乔玛在译本中沿用了《萨迦格言》原有的9个章节的分章结构， 从每个章节中分别选出部分诗节进翻译， 共译出234首， 全部为藏英对照[1].因此译本的内容缺乏连贯性。 （二） 1969年， 印第安大学出版了美国译者薄森 （全名James E.Bosson） （1） 翻译的《警句宝库》 （A treasury of aphoristic jewels） 藏、蒙、英对照本， 其母本是《萨迦格言》的蒙古文版本和藏文版本。该书流传并不十分广泛， 原因有三， 一是“没有对诗中的故事进行评注”;二是“它只是一个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专着”, 三是“薄森的译本属于研究型翻译， 学术气息较浓， 所以受众范围较小。[1] （三） 1977年， 美国译者尚塔·塔尔库 （Tarthang Tulku） （2） 翻译的Elegant sayings-A Precious Treasury of Elegant Sayings （《雅言-雅言宝库》） 出版， 母体为藏语版的原本， 译本为藏英版。但约翰·达文颇特却认为”塔尔库译本并非独创性译本， 而是1925年坎贝尔 （Campbell） （3） 版本《论现世：智慧库》 （A Treatise on Temporal Affairs:The Staff of Wisdom） 和亚历山大234首节译本的重印本[2].“其出版对《萨迦格言》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但是该译本的政治目的和宗教目的大于文学目的[3]. （四） 2000年， 美国译者达文波特 （John T.Davenport） 英译本”Ordinary Wisdom-Sakya Pandita's Treasury of Good Advice （《普通智慧-萨迦？班智达劝善宝库》） 出版， 源本为仁增才让和才公太的汉文版《萨迦格言》， 全译本458首 （包括1首结束语） , 译本附有详尽的注解和术语表。其英译文由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收录并以藏汉英三语对照的形式出版[4].除英文版的《萨迦格言》外， 还有法、日、捷、匈等多语种的译本。
　　
　　以上译者在研究和传播《萨迦格言》文化的过程中， 无论是发自内心热衷藏族文化， 抑或是怀揣政治或宗教目的， 客观上都为国外民众了解西藏， 了解藏民族及其文化， 打开了一扇窗户。现今， 在国外流传的藏族格言主要是《萨迦格言》的异文版本。这无疑是中西方文明碰撞、交流的伟大实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 以格言诗歌为代表的藏族优秀传统文化， 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机会将越来越多， 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
　　
　　二、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对以《萨迦格言》为代表的藏族格言文化， 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究。
　　
　　第一， 从研究时间来看， 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年之前。十三世纪末或十四世纪初， 《萨迦格言》 （蒙语叫“苏布喜地”） 由索南嘎拉第一次翻译成了蒙文并用八思巴文刊印[5].从此， 《萨迦格言》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和翻译， 对蒙古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不少学者竞相模仿。1650-1661年间， 咱雅班第达将《萨迦格言》译成托忒文。18世纪蒙古文化史上有杰出的学者莫日根·葛根·丹毕坚赞的译本和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的译本。前者的译本是十八世纪中期翻译的， 在北京以木刻本形式出版；后者的译本是十八世纪后半叶翻译的， 译文完全是诗体的， 语言优美。这个译本流传的范围很广， 无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 还是在内蒙古， 都很流行。[6] （二） 1956-1957年间， 《人民日报》副刊连载王尧教授翻译的《萨迦格言》中的212首。1958年， 青海人民出版社收集了《人民日报》副刊连载的格言诗， 刊印单行本《西藏萨迦格言选》， 并将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目发表的《论萨班·贡噶江村和他的哲理诗》一文， 作为附录收入书中。 （三）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 藏族格言文化的研究成果寥若星辰， 主要是受到了当时时代的影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大批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受到了冲击和迫害， 他们处在一种时代交替和文化交替的特殊年代， 有其特殊的历史使命， 即继承传统， 接受新文化， 推陈出新的任务。而“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横扫”, 几致有些传统文化类型的断裂[7].因此， 这一时代的藏族格言文化研究， 处于低谷和举步维艰的状态。 （四） 70年代至20世纪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工作， 藏学研究随之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藏族格言文化逐渐成为藏学研究领域的热点， 得到了研究人员的重视， 成果熠熠闪光。目前所见到的研究成果多为形成于这一时期， 研究内容涉及哲学思辨、道德伦理、宗教文化、治学治国、文学等多个方面， 使广大读者领略到了藏族格言的文化魅力和哲理内涵。 （五） 2000年至今。进入新世纪后， 藏族格言文化的研究逐步摆脱了就内容研究内容的窠臼， 逐步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去延伸和扩展， 研究领域涉及到文化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教育学、翻译学等多个学科，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仍有挖掘创新、纵深发展的空间。
　　
　　第二， 就研究范围而言， 专家学者主要探讨藏族四部格言名着， 即十三世纪藏族学者、社会活动家萨班·贡噶坚赞 （1182-1251） 写的《萨迦格言》、十六世纪藏族学者索南扎巴 （1478-1554） 写的《格丹格言》、十九世纪藏族学者孔唐·丹白准美 （1762-1823） 写的《水树格言》以及藏族学者久·米庞嘉措 （1846-1912） 写的《国王修身论》， 其中以《萨迦格言》的研究为之最。另外， 部分作品中还涉及到南加索巴的《火喻格言》和《土喻格言》， 罗桑金巴的《日喻格言》《月喻格言》《风喻格言》以及诺奇堪布阿旺朋措的《铁喻格言》等等。
　　
　　第三， 就研究内容而言， 藏族格言诗歌着述颇丰， 内容丰富， 囊括了哲学、政治、经济、教育、宗教、伦理等学科领域， 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藏族格言文化研究的主要着述有：王沂暖、唐景福的《藏族文学史略》 （1988） , 马学良、恰白·次旦平措、佟锦华合着的《藏族文学史》 （1994） , 对《萨迦格言》《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 （也称《王道论》） 四首格言诗歌的内容、艺术特征进行了分析， 比较到位。丹珠昂奔的《藏族文化发展史》 （2001） 和莫福山的《藏族文学》 （2003） , 对几首格言诗的介绍相对简单， 书中梳理、总结了部分哲理思想。祁顺来、何峰的《藏族历代文学作品选》 （1989藏文版） , 缺少《水的格言》介绍。佟锦华的《藏族文学研究》 （2002） 中“评《萨迦格言》”一节， 和马学良等人的《藏族文学史》内容接近， 但并未对其他格言进行介绍。诺布旺丹的《西藏文学》 （2017年） , 对《萨迦格言》《格丹格言》《水树格言》中的部分思想和哲理予以说明。以上着述， 都是以文学视角进行研究的。相比之下， 李钟霖、星全成、李敏合着的《藏族格言文化鉴赏》 （2003） , 基本囊括了藏族格言诗的所有研究成果， 对以四大格言为主的藏族格言进行了科学分析、全面研究， 论说中肯，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藏族格言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 思想内涵研究
　　
　　1. 辩证思想研究
　　
　　泽旺的《试论<萨迦格言>中的辩证思想》 （1986） , 认为《萨迦格言》中包含了大量的辩证法思想， 对于研究藏族哲学思想史， 了解古人的思想方法， 批判地继承优秀文化， 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钟霖的《论藏族格言诗中的辩证法思想》 （1993） 认为藏族格言诗中蕴含着强弱互变的辩证哲理， 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8].
　　
　　2. 宗教思想研究
　　
　　李钟霖的《藏族格言诗中的宗教意识》 （1992） , 认为藏族格言是一种融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于一体， 以诗歌的形式表现的文学样式， 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提炼概括了属于整个藏族社会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 反映了藏族人民的思想情操与宗教观念， 同时也揭示了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9].星全成的《藏族格言诗宗教思想三题》 （1994） 从“人生唯苦以法解脱”“善恶分明因果无欺”“广行施舍积德行善”三个方面探讨了格言诗中的部分宗教思想， 认为这些说教是极富感染力的， 同时也具有很大的欺骗性[10].星全成、仁青的《藏族格言诗宗教思想二题》 （2003） , 认为藏族格言诗中涉及的“佛法无量， 敬奉三宝”“听受命运， 忍辱无争”的宗教思想， 淡化了藏民族积极开拓、锐意进取的奋斗意志， 同时也掩盖了阶级间的利害冲突， 对藏区社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应该予以批判[11].
　　
　　3. 伦理思想研究
　　
　　李钟霖的《藏族格言诗中的伦理观》 （1991） 认为藏族格言诗， 特别是《萨迦格言》中的伦理思想， 能够反映藏族人民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星全成、仁青的《再论藏族格言诗中的伦理思想》， 探讨了藏族格言中的伦理思想， 包括“团结和睦诚实待人”“尊崇贤哲倡学知识”“知恩图报敬老尊长”等。李加东智的《<萨迦格言>伦理思想研究》 （2008） , 认为《萨迦格言》的产生有力地推动了藏传佛教教义思想全面融入藏族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之中， 使其成为藏族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 使以伦理维系社会稳定和政治统治的思维定势和文化传统得以确立和巩固[12].于涛的《<萨迦格言>中藏传佛教伦理观研究》 （2016） , 认为《萨迦格言》中蕴含的治世观、义利观、业报轮回观、布施福泽观等， 对藏族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深刻的影响。
　　
　　4. 审美思想研究
　　
　　李钟霖的《藏族格言诗面面观-格言诗中的审美观》 （1991） 认为藏族格言的作者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工作将自然美和社会美改造加工成了一首首富有哲理的诗歌， 对广大人民群众有着极大的教育、激励和鼓舞作用[13].李钟霖的《藏族格言诗的哲理性艺术魅力》 （1992） 认为藏族格言诗歌中的艺术表现手法， 反映了藏族人民的生活特性和审美情趣。
　　
　　5. 治学思想研究
　　
　　星全成的《从格言诗看历代藏族学者的治学观》 （1984） 认为被称为“生活的教科书”的藏族格言蕴含了许多成功的治学经验， 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傅映兰， 丁小平的《<萨迦格言>中的“学者”形象略论》 （2010年） 认为《格言》中的学者相当于大乘佛教中的“菩萨形象”, 而萨班却用很具世俗意味的“学者”来表述， 这与《萨迦格言》以佛教教理来指导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目的是分不开的[14].星全成的《三论藏族格言诗中的治学思想》 （2003） , 通过“勤学医愚求知益人”“求师问难尊敬师长”“艰苦备尝勤学不辍”“戒骄戒躁、虚怀若谷”等四个方面， 探讨了藏族格言诗中的治学思想。
　　
　　6. 智愚观研究
　　
　　李钟霖的《藏族格言诗中的智愚观》 （1991） 探讨了何为智者何为愚者， 及二者之间的差别， 并且“告诫人们要亲近和敬仰智者， 远离和抛弃愚人”[15], 闫曼茹的《<格丹格言>的智愚观及英译特色》 （2016） 认为《格丹格言》中的智愚观对世人有启迪思想， 教育指导， 规范行为的作用。
　　
　　7. 从政观研究
　　
　　李钟霖的《藏族格言诗面面观-格言诗中的从政观》， 认为藏族格言诗歌有许多关于治国安邦的格言警句， 尤其以《国王修身论》更为集中地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论述了从政原则。这些积淀着藏族优良文化传统的格言， 对于我们的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16].佟德福、班班多杰的《<萨迦格言>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探讨》 （1989） 从以佛治国， 政教合一；轻徭薄赋， 反对横征暴敛；选贤任能；视学者如同君主等四个方面探讨了治国之道， 虽然有一定的糟粕， 但仍有很多进步思想值得学习和借鉴。
　　
　　（二） 比较研究
　　
　　谢后芳的《<萨迦格言>和<丹珠尔>中格言诗的关系》 （1991） 认为《萨迦格言》中与《丹珠尔》收集的7部格言诗存在内容相同、基本相同或一半相同的现象， 这正是在结合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 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学的结果。黄得莲的《<论语>和<萨迦格言>知识探微》 （2001） , 认为《论语》和《萨迦格言》在知识观方面都体现了“好学不倦， 钩深致远”“尊贤师范， 温仁谦逊”“学思结合， 慎思明辨”“学以致用， 尊闻行知”和“文质兼顾， 内外协调”的共同主张。李钟霖的《<论语>与藏族<格言诗>对比研究》 （2015） , 认为孔子和萨班等人， 在诸多问题上的思想见解和政治主张基本相近和相同的原因， 是因为基本相近或相同的历史过程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类同的研究材料， 使他们的创作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其次是汉、藏文化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果[17].
　　
　　（三） 社会功用研究
　　
　　孟延燕的《谈谈藏族哲理诗<萨迦格言>的社会历史作用》 （1983） 认为《萨迦格言》在给社会带来正面积极影响的同时， 也有其局限性。赵代君的《关于藏族格言的社会学研究》 （1993） , 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藏族格言的思想内容和教化意义进行探讨， 认为作为社会学范畴的藏族格言， 是当时社会的文化产物， 对一代代的青年的成长， 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都有深远的影响。蔡晓菁的《藏族格言诗中的和谐社会思想》 （2011） 探讨了以《萨迦格言》《水树格言》和《国王修身论》为代表的藏族格言诗， “对于构建现代中国的人文精神、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平， 构建和谐社会都无不具有重要的意义”[18].
　　
　　（四） 教育价值研究
　　
　　李钟霖的《藏族格言诗面面观-格言诗中的幸福观》 （1989） , 探讨了藏族格言中的幸福观， 认为劳动和具有美德是幸福， 乐善好施也是幸福。但是后者的幸福观是要以剔除掉宗教神秘色彩， 剥去长期蒙蔽人们的宗教伪装为前提，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教育和引导民众的作用。马进武的《简论藏族文学名着<萨迦格言>的思想意义》 （1989） 认为《格言》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道德传统， 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和极其重要的教育作用。许可峰的《<萨迦格言>的当代教育价值》 （2012） 认为《萨迦格言》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教学思想， 在对于青少年学会学习， 学会做事， 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存教育方面， 它都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课程文化资源[19].王毅、吴颖的《<萨迦格言>思想内涵及其民族教育价值初探》 （2012） 认为解读与思考《萨迦格言》， 可以从中汲取优秀的文化成果， 传承发展民族文化， 有利于民族创新精神的生长。华珍的《<论语>与<萨迦格言>教育思想之比较》， 通过探讨《论语》与《萨迦格言》两本着作中教育思想的异同点， 见证了汉藏两个民族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五） 跨文化传播研究
　　
　　王尧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用汉语翻译《萨迦格言》的第一人。继1958年的选译本《西藏萨迦格言选》之后， 他于1980年又完成了全译本， 1981年6月出版。2012年重新整理出版， 书名为《萨迦格言：西藏贵族世代诵读的智慧珍宝》。而《萨迦格言》首个全译本， 则为次旦多吉等6人共同完成， 1980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名叫《萨迦格言》。该书的作者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 采用了直译与意译结合的翻译策略， 用老百姓能看得懂、记得住的语言翻译《萨迦格言》。与此同时， 次旦多吉还完成了《水树格言》的翻译， 但未出版。1986年4月和1987年2月， 西藏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耿予方教授汉文翻译的《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和《国王修身论》。至此， 藏族的四大格言均已有了汉译本。
　　
　　近几年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个《萨迦格言》汉译本， 书名为《格言宝藏论释》， 译者是索达吉堪布， 1996年完成， 属22册《妙法宝库》系列丛书的一册。该书虽然没有正式出版， 但却能够充分利用网站、博客、光盘、MP3、电子书和各寺庙内部流通读物的形式进行传播， 传播范围较广， 经常有博客和微信公众号载转其中有关内容。该译本体例完整、忠实原文、文学性较强、宗教色彩浓郁、传播途径多样。
　　
　　进入21世纪后， 《萨迦格言》重译的脚步明显加快。2009年4月，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萨迦格言藏汉英三语对照本》， 该译本是国内出现的首个藏、汉、英三语对照的版本， 汉译者为仁增才让和才公太， 英译者为美国的达文波特， 译文忠于原作， 尽量做到通俗、简朴、白话， 靠近原作的风格。2010年西藏出版社出版了藏汉双语版的《萨迦格言》， 汉译者为萨迦·班典顿玉和杨曙光。他们依据萨迦寺藏文古本将《萨迦格言》完整译成汉语。该版本与原文本中的四句七音节格式相对应， 汉语译文也是四句七音节， 大部分诗第二和第四句押韵， 比较接近《萨迦格言》藏语原文的音律格式[1]
　　
　　2013年， 长春出版社出版了李正栓教授等人完成的汉英对照版《藏族格言诗英译》， 文中对《萨迦格言》《水树格言》和《格丹格言》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翻译， 其中《萨迦格言》则是以次旦多吉等人的《萨迦格言》为底本。该书是目前国内外最为完整的英译本， 弥补了藏族格言诗对外译介的空白---《萨迦格言》为国内学者翻译的首个英译本， 《格丹格言》和《水树格言》是国内外首个英译本[1].另外， 李教授等人还完成了《萨迦格言》的两个转译本 （即把英译本翻译成汉译本） .第一个汉译本译自塔尔库英译的《雅言宝库》 （原名为《萨迦格言》） , 从翻译到出版历时两年， 于2014年由加拿大多伦多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个汉译本译自达文波特英译的《普世智慧-萨迦·班智达劝善良言宝库》， 已于2015年在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除了翻译的着作外， 相关的研究性论文更是枚不胜举， 在此就不赘述了。
　　
　　以上涉猎的成果反映了藏族格言文化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可以说， 藏族格言文化研究逐步从内容和思想本身的研究， 延伸到了展示、传播格言文化魅力， 解决某些实际问题的研究。这些都是新的历史时期， 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 但是仍然需要继续付出巨大的努力去不断挖掘和探究。
　　
　　三、藏族格言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一） 格言文化研究尤以国内学者研究成果丰硕
　　
　　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 都体现出了一个共同特点， 即研究藏族格言文化的学者呈现出多国籍多民族的趋势， 而研究成果尤以国内学者为最。国内学者研究藏族格言文化除了对藏族文化的热爱， 兴趣， 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外， 别无他念， 这是国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无可企及的！如此， 既提高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增强了自己的话语权， 又让世界更多的民众认识一个真实的西藏， 一个给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的藏民族。
　　
　　（二） 多版本多渠道翻译藏族格言， 体现了文化自信
　　
　　国内从事藏族格言翻译工作的学者， 秉承“民族典籍外译是文学外交和文化外交的理念”, 坚持“以诗译诗”, 并立足于“文化走出去”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时代主题， 通过“翻译将民族文学中的精华部分传播到外部世界， 在保存与发展民族文化的同时塑造了民族文化的形象”[4].这样， 既为广大读者认识、研究藏族格言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机会， 又展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一切应归功于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文化自信！
　　
　　（三） 在文学的基础上， 多学科的研究应更深入
　　
　　纵观众多研究成果， 大多数还是局限于文学角度和对其思想内容的介绍， 往往是就内容而谈内容。进入21世纪后， 特别是近几年， 有不少学者从教育学、传播学、社会学、翻译学等学科对格言文化进行深层次的挖掘， 他们试图运用格言中经世致用的哲理解决人当下的某些现实问题， 或是将格言诗的内容通过翻译传播出去。这些无疑既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实践， 彰显了中华文化的自信和魅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的今天， 对研究藏族文化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即从多学科、多维度加强对藏族文化格言的研究， 让其在新的历史时期， 依然熠熠生辉， 焕发勃勃生机， 继续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服务。
　　
　　（四） 应加强《萨迦格言》以外的藏族格言研究
　　
　　藏族格言诗歌最早的作品当属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萨迦格言》， 其博大深邃的思想内涵不仅对藏族地区人们的为人处世、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而且催生了诸如《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等一系列格言诗。当这些格言文化走出青藏高原， 与其他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 不仅被国内兄弟民族和国外民族所接受， 而且留下了不同文字的研究成果。不可否认， 《萨迦格言》在藏族格言诗歌以及藏族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往往也是研究的则重点和代表作， 这是其他格言诗不能与之媲美的， 但它们同样在艺术成就和思想内涵上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 也应多做研究， 充分挖掘。
　　
　　结语
　　
　　藏族格言诗是封建社会上层僧侣的创作， 其思想内容留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和阶级局限性， 存在一些文化糟粕， 但也不乏有大量的进步思想和经世致用的哲理。今天看来， 仍具有很强的教育引导作用， 对世人大有裨益， 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继承革命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定的文化自信和高度的文化自觉， 彰显了我们党鲜明的文化立场， 也为广大文化工作者指明方向， 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研究和传承藏族格言文化丰富的思想内涵的过程中， 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将格言文化中的精髓发扬光大， 做到立足当代、面向未来，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一定要深入挖掘格言文化中蕴涵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不断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提供丰厚的养分， 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新的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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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李钟霖。藏族格言诗面面观-格言诗中的从政观[J].青海民族研究， 1990年第4期， p14
　　[17]李钟霖。《论语》与藏族《格言诗》对比研究[J].柴达木开发研究， 2015年第1期， p25-26
　　[18]蔡晓菁。藏族格言诗中的和谐社会思想[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1年第4期， p62
　　[19]许可峰。《萨迦格言》的当代教育价值[J].西藏教育， 2012年第3期，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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