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通史》与贝林格体育“语义场”的历史哲学定位

《运动通史》与贝林格体育“语义场”的历史哲学定位 本文关键词：语义，通史，定位，哲学，运动

《运动通史》与贝林格体育“语义场”的历史哲学定位 本文简介：摘要：体育“语义场”是沃尔夫冈·贝林格着作《运动通史》中用以贯穿古今体育的重要概念,体现了贝林格对当代体育史研究理论的深刻反思。在《通史》中,体育“语义场”在古希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呈现为竞技、游戏、教育“语义场&rdqu

《运动通史》与贝林格体育“语义场”的历史哲学定位 本文内容：

       摘 要：体育“语义场”是沃尔夫冈·贝林格着作《运动通史》中用以贯穿古今体育的重要概念,体现了贝林格对当代体育史研究理论的深刻反思。在《通史》中,体育“语义场”在古希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呈现为竞技、游戏、教育“语义场”三种形式。将体育“语义场”概念及其在《通史》中的应用置于历史哲学“思辨”—“分析”—“叙述”发展路径中能明晰地发现体育“语义场”在历史哲学层面上对“思辨”式历史哲学之路的突破和在当代“叙述”式历史哲学之路发展上的未竟之处。在“内在实在论”的理论襄助下,以贝林格体育“语义场”的未竟之处作为理论创获点,探讨形成适合体育史研究的身体叙事的体育史发展路径。
　　关键词：体育史; 体育哲学; 贝林格; 语义场; 运动通史; 历史哲学; 内在实在论; 身体叙事;
 

　　1、《运动通史》与体育“语义场”的历史哲学思考

　　1.1《运动通史》与历史哲学思考

　　德国当代文化史学家沃尔夫冈·贝林格的《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下简称《通史》)一书的中译本于2015年出版,在国内体育史学界引起一股研读风潮。亦有学人惊叹其研究的宽度与视角,赞誉其是体育史的重要复兴。而在溢美之词后,贝林格的《通史》是否真正实现了体育史的复兴是需要在学理层面上冷静思考的。

　　对学者作品的反思有着多种方式与方法。在书中,贝林格一方面挖掘了体育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力主体育在人类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展开了体育史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反思。针对第一方面,古今论家已然对体育在人类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展开了积极的多元论证,贝林格的观点并不鲜见。然而对于后者,即在史学理论层面上进行方法论的批判和重建则是《通史》史学价值的重要方面,也是实现体育在人类文明史中进一步复兴的一个重要维度。“阐明历史的实践”,“坚持对历史学家的作品和争论-包括他们的研究预设-进行分析”[1] 是历史哲学的要义,足见历史哲学是理解《通史》史学价值的重要方法。在历史哲学理论的观照下,《通史》呈现出不同于一般体育史着作的面貌。

　　出版社在推介词中对《通史》赞道:“第一次完整呈现人类运动5000年的斑斓历史”,“正史的严谨,图史的绚烂,逸史的风趣”[2] 。俨然间,可用煌煌巨着来作溢美之词。然它的另一段推介词,“有一千种文化,就有一千种运动的观念,从运动史看运动史”[2] 则引发笔者进一步的思考。将“文化”、“运动的观念”和“运动史”并举,实则将历史哲学的思考引入了体育史的研究之中,将整体性的“文化”与人们对运动的理解,及“运动史”的研究相互融通。这使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在运动史中有了用武之地。

　　首先,将“文化”与“运动史”并举使“运动史”研究具有了历史研究的自主性。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对历史学研究进行了“类”与“种”的区分。他指出“历史学是一个类称,而这个‘类’只有在‘种’之中———在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语言史、艺术史、科学史等等之中才是真实的”[3] 。由此《通史》“在运动史中看运动史”,正契合了沃尔什的历史哲学观点,使运动史成为一种特定的‘类’。这样《通史》中的体育史是一个独立的历史研究方向,而不是政治史、社会史研究的附庸,具备了展开历史哲学探讨的可能性。其次,将“运动史”与“运动的观念”并举使“运动史”研究具有展开历史哲学探讨的必要性。沃尔什承认“除了历史学家各自为其特殊的目的所假定的特殊的概括化之外,他们还各有一套基本判断构成为他的全部思维的基础。这些判断关系着人性;他们是对人类在他们生活的过程中———不管是由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然条件还是由他们的同胞人类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所做出的特殊反应的判断”[3] 。沃尔什的这一判断表明历史研究又受制于人性等思维范畴,使体育史的研究不得偏废对人性的哲学思考。鉴于以上两点,《通史》具备了进行历史哲学探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1.2 体育“语义场”与历史哲学批判的展开

　　在《通史》中,贝林格对体育史中体育“语义场”的构建是贝林格在史学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创新。而“阐明历史的实践”,“坚持对历史学家的作品和争论-包括他们的研究预设-进行分析”[1] 是历史哲学的要义。故本文肇始于历史哲学层面上对贝林格《通史》中体育”语义场”的呈现与批判,考辨贝林格是否实现了体育史的复兴,归结于体育史研究理论上的推进。

　　《通史》中“人类运动5000年的斑斓历史”和贝林格特有的文化史写法使读者在体育的历史中流连忘返。然而史家的叙事从来就是饱含着讽喻毁誉的“春秋笔法”,贝林格在《通史》“引言”中的开篇之问就透露出作者作史之要旨:“从小上历史课,包括大学的历史课,我们从未听老师讲到体育运动。但这并不能说明历史中不存在体育运动,只能说明教育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们另有偏爱。为什么在传统的历史记载中几乎找不到有关体育运动的信息呢?”[2] 。但是贝格林又发现,体育运动几乎被历史上社会各个层次的人所亲睐。为何一个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意义非常重大,科学家和政治家们都竞相参加”的体育运动却被史家所忽视?在呈现体育“5000年的斑斓历史”的背后,贝林格试图破解的正是体育在史学研究中的尴尬境地。“语义场”正是贝林格所选择的一个切口。

　　在“引言”中,贝林格给出了体育“语义场”的破解路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由于历史学家仅从僵化的概念出发,无视了体育概念的变化发展史才导致了体育在史学研究中的尴尬。有史家固执认为概念与事物是一一对应的,“在没有相应概念的条件下,一些事物在历史现实中究竟有没有可能存在。许多分析性概念是很晚才出现的,它们反映的是一种新的认知兴趣,因此它们在古老的文本中无处可觅”[2] 。对于“晚近运动科学中部分人”来说,体育史的研究正处于如此窘境之中,追溯19世纪前的运动史成为一句空话。因为“‘运动’作为概念和客观存在的事物在19世纪前并不存在”[2] 。

　　贝林格举证道,虽然现代英语“sport”,中世纪英语“disport”,古法语“desport”与拉丁语“de(s)portera”是不同的三个词,但是它们三者有着词源关系和内涵的历史变迁线索。当代英语的“运动”可以追溯到拉丁语中的“玩耍”和“抬走”之意,虽历经种种变化,但仍有历史踪迹可寻[2] ,不能简单认为没有对应概念就不存在对应的事物。贝林格将这一过程定义为“体育化”进程。区别于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所定义的“体育化”进程,贝林格的“体育化”进程是一个“语义场”构建的过程。如贝林格论道“15世纪开始欧洲就有很多相关概念:娱乐(pertissement)、闲暇(leisure)、消遣(pastime)、打发时间(passare il tempo)、消磨时间(zeitvertreib)和消闲(kurzweil),一个整个的语义场。而这一观察到的现象符合体育运动在英国和相应概念在其他语言中的发展”[2] 。不难看出,贝格林所秉承的是体育“语义场”的研究路径,即以体育的概念变迁为线索,既牵涉体育史的变化,又顾及这些概念在整个文明史中的地位和影响。为此贝格林自信地揶揄道,“体育化这一基本过程未被经典社会理论家认识到”。

　　《通史》的引言明确了体育“语义场”为何与何为。“语义场”是一个以体育概念变化为内核,牵涉了与体育概念相关的社会历史变化场。对体育“语义场”的梳理就是为了在语义、语词层面上去反思为何众多历史学家、学者忽视了体育史的因由,形成体育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革新。

　　2、《运动通史》与体育“语义场”的历史哲学定位

　　2.1 历史哲学的“思辨”—“分析”———“叙述”之路

　　历史哲学学脉源远流长,自维科的《新科学》起,历史哲学研究内容极其丰富与深刻,从探讨历史的规律、研究对象、客观性等问题深入到历史研究的话语方式等[4] 。在不同的理论发展阶段,历史哲学呈现出迥然相异的研究色调。对《通史》中体育“语义场”的历史哲学批判需要在与其相适应的历史哲学发展轨迹中进行分析,既不能苛求先人,也不能因循守旧。所以需要对历史哲学理论发展轨迹进行描述,进而找到《通史》的定位,从而形成与体育“语义场”相适应的历史哲学批判。

　　但无论历史哲学的研究主题如何变化,沃尔什都坚持认为对“人性”探讨是不可回避的。他论道:“历史学家是根据他对人性的概念而最终必须决定把什么当做是事实来加以接受的。但是人性的概念,当我们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却是以最显着的方式在随着每个时代而在变化。在一个时代(例如中世纪)看来是正常的东西,而在另一个时代(例如18世纪就显得十分之不正常);而这种不同往往是如此之深刻”[3] 。可见在沃尔什看来,历史哲学探讨的实质正是在“历史”的背景下描绘的人观念的变化。由此,历史哲学的批判是一个“梳理”的工作:在厘清学派之间的交相辩难基础上,寻找批判对象的思想居所。

　　无论是上世纪中期的柯林伍德与沃尔什等历史哲学家,还是莱蒙、洛伦茨等当代历史哲学学者,都较为赞同历史哲学发展道路上存在着的前后相继的“思辨”、“分析”与“叙述”之路。历史哲学的“思辨”之路,“就是试图把历史过程本身作为整体来把握,并阐明其整体性意义”[4] 。“在现代,孔德、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再度显示出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热情”[4] 。如用宏大叙事的方式来划归历史就是思辨历史哲学的特征,形成了“历史本体论”[1] 。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之路则对前者形成了激烈的批判。在这一派的学者看来,“在历史学中不首先认识历史认识的能力与性质就要去谈什么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也正像是飞鸟要超过自己的影子,是一桩完全不可能的事”[4] 。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集中于对历史认识的性质和方法的分析,对人的认识历史能力的批判”[3] 。对“历史科学如何成为可能?”“历史知识的性质是什么?”等问题的回答形成了历史哲学“分析”之路的特征[4] ,是一种“历史认识论”[1] 。然而在1970年后,“叙述”的历史哲学之路逐渐形成。它不将历史的本质,历史的知识等抽象概念单独列出,而关注历史学家是如何运用文本等语言形式对历史进行叙述的[1] 。记叙历史的人不再被悬置在历史之外,而被纳入到历史的构建过程之中。“叙述”的历史哲学之路主要有两个转向。其一是“叙事历史”的转向:首先,区分“过去”和“历史”,“过去”是业已发生的事实,而“历史”则是“历史学家笔下的过去”[5] 。前者是今人无法更改的事实,但是后者却充斥着历史研究者自身的理解和叙述。历史学的对象是“历史”而非“事实”[4] 。其二是“语言学转向”,主要核心是认可“语言在历史形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是语言而非事实构建了社会现实[6] 。如怀特等人便将历史学家与小说家并举,认为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会选择不同的叙述顺序和情节模式,形成了“事实表现的虚构”。

　　2.2《通史》与体育“语义场”的历史哲学定位

　　历史哲学的“思辨”、“分析”、“叙述”之路的分析需要在具体的体育历史研究中落实才能找到贝林格的体育“语义场”的落脚点。体育史学家Douglas Booth发现“思辨”之路在体育史研究中呈现为社会史范畴。“在社会史范畴下工作的体育史学者往往将体育归于社会整体概念之中,运用社会学的概念与理论来解释体育本质的变迁;他们的研究进路往往拘于现代自然科学发展下所形成的社会研究模式。”[7] 。“思辨”历史哲学模式下有体育史两种研究方式,一种方式是把体育史归于宏观的社会发展史之中,体育仅仅被当做一种工作之余的休憩,历史学家们是“极不情愿地在他们的论着中提到体育,但也仅是寥寥数笔而已”[8] ,体育的自身价值和社会地位都被遮蔽。而第二种方式是将体育史本身视为一个宏观发展的历史过程,体育史学者会寻找历史的细枝末节,以期构画出一条体育史整体性发展的道路。在这一观念下“体育史就成了在个人游戏的故事中进行古文物挖掘”。“如在公元前5200年的古埃及某青年的棺木中发现了曲棍球用具,这样一些球类运动就能在这些掘墓发现中找到了源头”[8] ,形成了古今“曲棍球”运动的一脉相承的结论。然而,社会史范畴下的体育史研究在本世纪初已日渐窘困,体育史中重质性研究的风格已越来越无法抵挡自然科学中量化研究的冲击,而体育史本身又没有紧跟社会史量化研究的发展趋势[5] 。

　　与之相对,“分析”与“叙述”的历史哲学之路以文化史范畴在体育史中得以实现。“文化分析是一个秉承于解释学的新近发展。在这一范畴下工作的体育史学者往往会引入话语理论,文本主义和叙事理论,以理解人们是如何解析他们所在的世界与获得的经验”[7] ,“大量的社会学家和其他评论家会放大体育与心理和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关联”[8] 。在这条路径下,体育史学家的研究就会逐渐倾向于研究体育如何影响人类意识、人类如何认识体育,如何书写体育史等深层次问题,实现“分析”与“叙述”的历史哲学之路在体育史研究中的贯通。但是体育史中文化史范畴之路却并不平坦,体育史的研究受到了来自体育社会学的“没有专属自己学科的术语”的揶揄之语。单纯地引入社会学、人类学的概念、理论和调查方法不能形成体育史专属的学科术语,只有追本溯源,深刻地反思体育史研究中的研究对象、研究主体和研究理论及其间相互关系才能实现体育史研究的完备[5] 。

　　而反观《通史》的写作,从表面上看贝林格的体育“语义场”体现了对话语理论的借鉴,试图在史家撰史的话语基础上去反思体育史失落的因由,分明是试图在体育史中实现一种文化史的分析方式,趋向了历史哲学的“分析”与“叙述”之路。由此看出,《通史》的研究基调就是力主历史哲学“分析”与“叙述”之路。

　　对历史哲学学科特性、发展路径的介绍仅能确定《通史》作为一本历史着作在基本学术史定位,“语义场”的基本史学特征。而“语义场”如何实现对“思辨”之路的跨越、是否实现了“分析”之路的承继和对“叙述”之路的展开,是否达到了体育史的自立则是需要进一步考量的。

　　3、体育“语义场”的历史哲学批判:体育“语义场”的创获、延续与转换

　　本文所秉承的是历史哲学批判道路而非“书评”道路,阐述贝林格体育“语义场”理论与方法是展开文章论述的明线所在,而文章暗线所契合却是考量体育“语义场”是否实现了对“思辨”之路的跨越、对“分析”之路的继承和对“叙述”的发展。

　　3.1 体育“语义场”的创获:古希腊竞技“语义场”

　　3.1.1“Olympiade”与“Agon”

　　在当代体育史的研究中“回归”古希腊竞技史的提法不绝于耳,是为显学。贝林格既以“通史”为名,试图回归古希腊竞技史是不可回避的,而体育“语义场”的理论与方法的确走出了一条与前人有所差异的道路。竞技“语义场”是体育“语义场”在古希腊时代的体现。

　　首先贝林格强调了“奥林匹亚竞技会纪元”在古希腊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诚然,认可奥林匹克纪元重要意义的希腊史与体育史学者不在少数,但是贝林格“语义场”的分析却不落窠臼。贝林格不直陈古希腊竞技史在古希腊文化史中的重要作用,而从语词角度出发,讨论古希腊竞技史研究在古希腊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他首先借助了古希腊诗人品达与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对奥林匹亚竞技会的定义———“Olympiade”阐述道,“因为希腊有太多互相竞争的城邦”,所以每个城邦,每个历史学家采用的纪元方式都不同,而“随着希腊向地中海区域殖民和抵御外敌越来越需要政治上的协调,一个共同的参照系就显得不可或缺了”,随着陶尔米纳、提马埃乌斯、埃拉托斯特尼等人的共同努力,奥林匹亚竞技会纪元成为了希腊史学研究的纪元基础[2] 。基于这一历史事实,贝林格就大胆断言:“这样奥竞会就成为整个希腊史学的基础,其重要性远远超出原来的祭祀节目或泛希腊体育赛事……奥竞会的开始作为时间长河中的中流砥柱,在希腊纪元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当于基督教纪元中基督的诞生。……此奥竞会纪元方法流行了数百年,直到古典时代晚期它都影响着人们的时间概念”[2] 。继而,贝林格又解读了古希腊竞技“agon”一词的演变:在古希腊竞技与运动的推进下,agon的含义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指自由人为讨论某些事而举行的聚会”到“荷马以后的希腊只用来表示竞赛或者运动会”[2] 。贝林格又论道,“地方运动会是某个地方自我认同的表达方式,也是当地上流阶层的自我展示,它们促进社区的形成并提供对当地和总体希腊文化的认同可能”[2] 。不难看出,贝林格的论证逻辑就是,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olympiade”一词为古希腊史学研究的趋同形成了出发点,“agon”一词则为古希腊文化的趋同提供了可能性。

　　在确立了“olympiade”在古希腊史研究的基础地位与树立“agon”在古希腊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形成了古希腊竞技的“语义场”的创获之后,贝林格又作较多的衍生,如竞技项目和节日、古罗马竞技的后期发展等等,本文不作详述。他以期在体育“语义场”的基础上将古希腊竞技抬高至统领古希腊文化与历史研究的地位。

　　3.1.2 古希腊竞技“语义场”的历史哲学批判

　　贝林格以“Olympiade”与“Agon”作为竞技“语义场”的核心因素,从而彰显了古希腊竞技史在古希腊史研究与古希腊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有别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之路试图对体育史进行抽象的整体性"规划"的方式,关注了“语言”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关注了历史学家进行历史分析时运用的语言表述方式,实现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之路,逼近“叙述”的历史哲学之路。但是在对贝林格研究理论脉络的进一步梳理下,他是否真正实现了由“思辨”向“分析”与“叙述”的转化仍然值得商榷。

　　贝林格以古希腊众多历史学家使用奥林匹克竞技会纪元为事实材料,凸显了竞技会纪元在古希腊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贝林格却无意间形成了两重误读。在第一重误读中,贝林格误读了古希腊史学家重视奥林匹亚竞技会纪年的缘由。诚如其言,古希腊时代的史学家会将奥利匹亚竞技会纪年作为历史纪元,但是他们的目的并非为了体现竞技会在古希腊文化中的重要性,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协调”的便利性,而竞技会本身并不被重视,更遑论竞技会“重要性远远超过原来的祭祀节目或泛希腊体育赛事”。第一重的误读蕴含了他对古希腊史家的第二重误读,即忽视了隐于古希腊历史学家论着背后的历史哲学预设的变化。贝林格为了彰显奥林匹亚竞技会纪年在古希腊史中的基础性地位,追溯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希腊史学大家的论述。然而贝林格却忽略了古希腊竞技会与古希腊史学研究有着巨大的时代落差。古希腊竞技会的形成早于古希腊史学的形成,它的主旨有着浓重的神话色彩,记载着古希腊竞技的丰富史料往往来自于荷马史诗等“传说”。在这些“史诗”、“传说”中体现的历史哲学思想早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人的“科学历史学”,是一种更为久远的“神权历史学”。但在公元前5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人看来,“历史学是(或者可能是)一门科学,而且认为它必须研究人类的活动。希腊的历史学不是传说,而是研究”,“所探究的问题并不是神事,而是人事。而且它不是神话式的”[9] 。正是在这一思路作用下,古希腊史学大家们更多地关注了人性,道德在历史中的作用,政治史、战争史是这些古希腊史学大家们的研究出发点[4] 。所以,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及其后学借用奥林匹克竞技会纪年的方式仅仅是借用了纪年名称的“躯壳”,而抛弃了它们背后的“神权历史学”的历史哲学内涵。贝林格用“Olymipiade”和“Agon”的语言“躯壳”来形成竞技“语义场”,而未认识到“Olymipiade”和“Agon”只有在"神权历史学"背景下才能形成完整的意义,也就无法真正形成体育“语义场”的创获点。这一做法正是Eric Midwinter所批判的两种“思辨”的历史哲学模式下社会史探讨体育的第二种模式,即希望通过某个“古文物挖掘”来找到运动的源头,而这些无生命的“语义”就是贝林格笔下的“古文物”。

　　从上述历史哲学批判角度看,贝林格在阐明古希腊竞技“语义场”的形成过程中运用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之路的方法,依旧存在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之路的色彩,而未真正进入叙事分析的“叙述”的历史哲学之路。

　　3.2 体育“语义场”的延续与转换:游戏“语义场”与教育“语义场”

　　古希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体育的一以贯之是体育史研究的一个倾向,弥补中世纪对古希腊竞技的断裂也是部分体育史学家所倾心而为的。贝林格的做法就是努力使两者在体育“语义场”下进行重新连接,呈现出游戏“语义场”和教育“语义场”两种形态。

　　3.2.1 游戏“语义场”与教育“语义场”

　　(1)中世纪游戏“语义场”:游戏与骑士文学的共进

　　在贝林格对古希腊竞技中体育“语义场”创获过程的描述中可以发现,他虽未走出“分析”的历史哲学之路,未能实现“叙述”的历史哲学之路,未能对体育史进行纯粹的文化史范畴下的研究,但是却着力批判思辨式历史哲学模式的第一种范畴,即将体育史附庸于政治史与竞技史的做法,暗合了思辨式历史哲学模式的第二种范畴,即在“语词”变化下形成古今体育的一脉相承。这就无怪乎他希望找到中世纪形成体育的词汇中契合古希腊竞技精神的踪迹。

　　贝林格发现“与《近代百科全书》《古代百科词典》相比,在10卷本的《中世纪词典》中找不到解释’运动’的独立词条。相反,在此概念下标出的是可参阅’游戏’、特别是’球类游戏’词条”,所以在贝林格看来,古希腊竞技中的体育“语义场”就是在中世纪“游戏”概念的保护下才得以留存的,从而构建了以“游戏”为中心进行逐渐延展的“语义场,并以两条路线进行发展。首先是一条明线,即“游戏”作为概念在中世纪的社会中进行了展开。贝林格认定“在中世纪晚期,甚至在近代早期直至19世纪,游戏属于一种’娱乐’或者‘消遣’”[2] ,形成了中世纪游戏的三种类型:“1.‘无目的的游戏’,这类游戏可以释放和陶冶心灵———如音乐能愉悦心灵;2.‘有用的游戏’,如马术,可用于国防;3.‘卑鄙可耻的游戏’,能引诱人犯罪的游戏,他把赌博和戏剧归在这一类”[2] 。

　　再者,中世纪游戏“语义场”还包含了一条暗线,即“游戏”概念如何渗透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贝林格将文学作品视为游戏“语义”在社会生活中铺陈的途径。所以贝林格为了显示游戏“语义”的作用,刻意夸大了中世纪文学作品与中世纪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以彰显中世纪游戏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作用。贝林格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基督教的教义还是中世纪历史学家对中世纪骑士比武活动的血腥性都持鄙夷态度,所以正史中罕见有关体育的记叙。所以他另辟蹊径,中世纪时代的文学作品成为了《通史》中介绍中世纪体育中重要的资料来源,如中世纪时代的《尼伯龙根之歌》等宫廷文学作品。贝林格认为,当骑士比武与文学相关时,才使被中世纪正史与教士所不齿的骑士比武运动能够在当时社会整体形成“效仿”作用。因为“有关骑士和骑士比武的幻想常常与充满传奇色彩的十字军东征者联系在一起”,“这是事出有因的,因为他们身边确实举行了大型骑士比武,而且还颁布了比武规则”,“这种形式的社交活动影响之大……其他社会阶层纷纷起而效仿,如农村不太显赫的贵族们组织比武协会,或是城市里的伙计比武”。然而用文学作品中的骑士比武内容会有被人质疑其真实性,而贝林格在这一点上无疑是聪明地进行了规避。他认为由于被当时精神统治阶层所鄙夷,“在编年史中很难找到这类细节,它们往往出现于当时的宫廷文学中,从这种文学中人们至少可以获悉那时的宫廷庆典被想象成什么样子”[2] 。贝林格的这一举措一举两得:首先暗讽了传统中世纪编年史中对体育的漠视,继而凸显了体育通过游戏“语义场”影响了中世纪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古希腊竞技“语义场”的延续。

　　(2)文艺复兴时期教育“语义场”:体育教育与文字传播

　　贝林格所设定的中世纪时代游戏“语义场”的两个要义———“游戏”与“骑士文学”也是促发文艺复兴体育“语义场”发生转变的重要因素。只是文艺复兴时期,“游戏”与“骑士文学”转型为“体育教育”,形成了教育“语义场”。

　　正因为贝林格坚信古今体育一体同流,即便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运动形制与中世纪时代的运动形制有着较大的差别,贝林格依旧追求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传承。所以他明言,“体育训练属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这种意识形态追求的就是复兴伟大的古希腊罗马文化”[2] 。在中世纪,贝林格笔下的“伟大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正是通过中世纪的各种游戏来实现的,中世纪的游戏中也形成了“语义场”的转换,而在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的“游戏”形成了衍生与转化。首先是一种“游戏”场境的衍生,“游戏”不再局限在宫廷竞技和比武之中,而深入到学校教育之中。贝林格发现与古希腊时代“学园”中保留哲学与竞技课相类似,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学校”被命名为“游戏之家”,“除了文科课程也教授骑马、击剑、游泳、射箭和球类游戏”[2] 。在游戏场境衍生过程中,“接受过人文教育的一代王侯”,“他们的名字总是被人和体育方面的创新———如修建第一批球类运动馆———联系在一起”[2] 。由此便逐渐从游戏“语义场”转向了教育“语义场”。再者,在场境转变的前提下,教育“语义场”不再依靠文学作品来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而改用学校体育教育的途径,转而利用体育教育中使用的语言。由于“人文主义者对古希腊罗马的热衷引发了教育改革”。在中世纪,大学及高级中学中使用的语言是拉丁语,而“这种学校是和修道院联系在一起的”,在“高级中学开设的课程片面强调学习,疏忽了身体教育”,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在拒斥中世纪教育方式的基础上引入了带有古希腊语言,“lykeion”即“竞技训练场”特质的学校形式,试图形成“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学校教育[2] 。人文主义者的这一作法并未在文艺复兴时期真正恢复希腊语和古希腊罗马的竞技,但是却在新建成的学校教育模式中融入了民族语言的成分,从而摆脱了拉丁语的统治。换言之,贝林格介绍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在学校中推行古希腊竞技的作法另有深意,即中世纪时代游戏的“语义场”在文艺复兴时代转化为教育“语义场”,进而成为学校中主导性语言的基础。

　　3.2.2 中世纪———文艺复兴体育“语义场”的历史哲学批判

　　体育“语义场”在不同时期的呈现方式是贝林格用以串联古希腊罗马、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体育之间的线索,游戏与教育”语义场”是体育”语义场”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呈现形式。其实在语言层面上对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并非贝林格之首创。中世纪晚期的人文主义者已经开创了这一研究方法。早在1440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及之后的法国历史博学派就开始主张采用分析用语习惯的方法来鉴别历史文件真伪,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应用历史。最为知名的就是洛伦佐对梵蒂冈教廷所伪造的“君士坦丁献土”文件进行揭露[6]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应用语言分析方法的关键点,它包含了两个方面:首先语言能反映文化,英法历史批判学派强调,“把文本放在更广泛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加以处理”,“把文本看做档案,反应产生它们的那种文化”[6] 。第二个方面,语言也是随着文化的历史和地域变化发生着改变,需要进行审慎的历史哲学思考。早在16世纪,皮得罗·本博就“指出语言会发生变化,‘就像时装、作战方式和所有其他的风俗习惯一样’”[10] 。费希特则做出在地域层面上对语言做出了区分。费希特“认为就语言而言不存在什么普遍的东西,语言体现了说这一语言的民族的精神”。在这一基础上,他区分了两种语言形式,“一类语言与民族共同体同时诞生,一直沿用到现在,而另一类是被外部强加的”,“如德意志人说的语言自德意志各民族在原始时代起源以来一直沿用到现在,依然是活的语言,体现了深刻的但未明确表达出来的民族精神。法国文化的连续性因罗马人的统治而发生了中断,因此是人为的和理性化的”[10] 。

　　通过上述历史哲学的理论批判就暴露出贝林格在游戏和教育两个领域对体育“语义场”的衍生的偏颇之处。无疑贝林格沿袭了法国历史博学派和英国历史批判学派所坚持的语言的文化向度。中世纪体育的“语义场”以“游戏”为中心概念首先在文学作品中进行衍生,在文艺复兴时代拓展到娱乐和教育领域。文学作品中的“体育游戏”首先以文字语言形式进行传递,继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符合了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第一个方面。然而贝林格却忽视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第二个方面,即语言本身所具备的吸纳其他语言的能力,也忽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特性受到时代与地域的影响。在对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骑士诗进行分析时,伯克便发现,“诗歌的风格也可以说是一个大杂烩”,“它的语言是某种形式的拉丁语,往往表现为有些像意大利语或方言———两种或三种语法的混合物,更为准确地说,是它们互相影响的产物”,“在描写战斗的场景时,适合史诗叙事‘高雅’风格的修辞不断地降格,并代之以诸如alebardae(戈),banderae(旗帜),lanzae(长矛),partesanae(戟),picchiae(长矛),stendardi(军旗)等粗俗的和拉丁语化的技术用语”[10] 。可见贝林格所认为的中世纪宫廷竞技通过骑士文学形成游戏“语义场”向普通大众传播的路径是不完善的。语言本身为了传播还会借用下层人民的语言方式。在贝林格所认定的教育“语义场”发展了欧洲民族语言的观点中,贝林格将包含法语的拉丁语族发展脉络嫁接到包含德语的日耳曼语族之中。既然语族都有差异,我们就有理由质疑中世纪体育的游戏与教育“语义场”的普遍性问题。可见,贝林格只关注了将语言对文化的影响,无意间将语言与文化二元对立,而忽略了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区隔的表现。这与他对古希腊奥林匹克纪年中所用语言的处理方法一致,仅仅借用了语言的躯壳而未深入语言的文化内涵。从这一分析看,贝林格对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游戏“语义场”、教育“语义场”的分析与古希腊罗马竞技“语义场”分析方法如出一辙,批判了“思辨”的道理,沿用了“分析”的道路,而却未及当代历史哲学的“叙述”走向。

　　4、结论

　　贝林格将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体育置于“语义场”分析模式下,将几千年的体育史融入竞技—游戏—教育的“语义场”体系不可谓不是一个体育史研究的创举。但若将“语义场”分析模式置于历史哲学的思辨、分析与叙述的发展轨迹之中则能清晰地发现,贝林格虽然超越和批判了传统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模式,进入了“分析”的道路,但尚未现实与当代历史哲学发展的契合达到“叙述”的当代历史哲学模式。

　　对贝林格这种“欲言又止”的研究风格进行学术史层面上的剖析是必要的,他的“未竟”之处便是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获之始:一来能明了桎梏贝林格“语义场”分析方法的因由,二来能实现从历史哲学的思考到体育史研究的转化,形成体育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推进。

　　4.1 体育“语义场”的未竟之由:德国史学研究的地域特征

　　贝林格研究的地域特征左右了体育“语义场”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德国历史科学的研究一直浸润着实证主义的色彩。作为一个德国文化史学家,贝林格对体育史的研究也浸润着德国历史研究的特征,体现为理性主义的色彩及对体育与语言关系的二元对立化。

　　自近代以来,实证主义范式占据了德国历史学研究主导地位。实证主义史学要求,“历史学必须使用自然科学的同样方法,从经验的证据入手,通过对证据的分析,最终找到普遍规律”[6] 。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又与英法等国家的实证主义史学又有着较大区别,受理性主义色彩的显着影响。如“兰克的历史科学观念在19世纪下半叶主导着德国历史研究的所谓的’普鲁士学派’”[6] 。他虽强调历史研究是“如实直书”,但是兰克更倾向于对国家、战争的研究,更强调人类精神在历史中的主导作用。他声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总有某种精神趋向占主导地位,而进步则建立在人类精神在每一时刻不断揭示自身的运动之中”所以更依赖于研究者的“直觉”对历史证据的理解和把握。虽然在19世纪末,兰普雷希特动摇了兰克的史学地位,“认为一个民族的核心不是它的政治组织,而应当到它的文化中去寻找”,但“他写的依然是彻底的民族主义的历史,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核心不是它的政治组织,而应当到它的文化中去寻找”。然而兰普雷希特笔下的文化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精神”,所以他仍然试图追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信奉抽象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形而上学地位[6] 。所以无论是兰克的“普遍规律”还是兰普雷希特的“民族精神”都强调抽象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这样导致德国文化史研究更为强调抽象概念和抽象规律,强调人类精神意志力的在历史中的作用。

　　继承了德国文化史学研究的特征,贝林格引入体育“语义场”的目的是实现古今体育一脉相承的发展模式,也更为关注“语义”的抽象内涵,将语言认作是抽象精神的表现,而忽略了“语义”在不同地区、时代、个体间转述的丰富变化,故无法实现向“叙述”的历史哲学道路的转化而停留在“分析”的层次上。可见体育与语言的关系的“分析”式理解是制约贝林格体育“语义场”理论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关键。

　　4.2“内在实在论”与走向身体叙事分析的体育史研究

　　在厘清了贝林格《通史》中“语义场”分析方法在历史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后,可以发现贝林格困于自身学术研究传统而没有实现他在《通史》开篇即提出的反思当前体育史失落因由,形成体育史新研究传统的宏图。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的“未竟”之处却是形成“叙述”历史哲学模式下体育史研究的起点。

　　既然“叙述”的历史哲学模式要求体育“语义场”重新理解语言的意义及体育与语言的关系,那么就需要在体育史研究中注入新的哲学理论基础。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提供了转向的理论契机。“‘内在实在论’的出发点是,我们所有的真实的知识是以语言为媒介的”,“真实总是在特定的描述框架中的真实”[1] 。同时普特南也承认“语言与实在存在着对应关系,不否认人们可以用理论描述世界”,但是“这种对应关系太多,以致无法挑出哪一个对应关系是正确的”[11] 。“内在实在论”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叙述”的历史哲学之路的发展。“内在实在论”的两个创见既为体育史研究带来了自性,也引导体育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首先,“内在实在论”重新界定了语言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强调了更为开放的“特定的描述框架”而非抽象的“语言”。这既规避了贝林格体育“语义场”理论中过于拘泥语言抽象意义的疏漏,为形成适合体育史发展的“叙述”的历史哲学模式形成了基础。体育史与政治史、军事史等历史分支研究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体育史更关注身体运动的历史变迁过程,那么体育史研究的”特定的描述”框架是人对自身身体运动理解和描述的框架。体育史的研究只有在兼顾人类身体运动的形式、特征和人类对身体运动的理解和描述这两个维度下才能形成自身研究的特征和自主性。如贝林格对中世纪比武史的叙述是将骑士们的身体运动附庸于文学作品、文字传播等言述性、文字性语言的变革运动上,这样便是缘木求鱼。体育史所面对的“语言”是一种以身体行为进行表达的语言。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体育史才能发展出适合自身的理论体系。实然在当代体育史研究中,语言的概念被进一步拓宽。众多“体育英雄”的身体行为和形象被当做一种“文本”进行“解读”。体育中更多的身体呈现方式被视为一种语言表达的方式,体育电影、宣传画等体育影像史的研究逐渐在当代体育史中兴盛起来[12] 。在这一层次上,体育中语言的内涵被拓宽,实现一种身体语言的叙述,由此贝林格的体育“语义场”便能拓宽至涵盖了身体语言与文本语言“语义场”,形成了有效的补益和发展。

　　其次,“内在实在论”化解了语言与实在间只有唯一对应关系的论断。这在学科层面上为体育史的存在提供了自主性。其实针对体育中身体运动,无论是物理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还是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科学都会形成自己的解答方式。换言之,其他学科对体育中身体运动的解答都是一种特定的语言与实在的对应关系,且并不能适应历史学层面上对体育中身体运动的描述。而只有在体育的范畴内,人们对体育中身体运动的理解和描述才能成为体育史研究的对象。由此当代体育哲学中丰富的身体研究内容可以积极地被纳入体育史研究之中。

　　最后,穆勒在其着作《逻辑体系》中明言道“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深思熟虑的进步,如果不是由外力引起的话,都是人类知识状态以及人类的主导信仰变化的结果”,“是它们首先决定了社会的基本形态”[13] 。虽然穆勒学说强烈的经验主义色彩过度强化了人类知识的作用,但是人类知识进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展示和推进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历史哲学的批判和思考过程是人类知识的一种进展形式,用“思辨”-“分析”—“叙述”的历史哲学发展进路来对贝林格《通史》中的体育”语义场”理论与方法的进行批判、反思,是历史哲理论涉入体育史研究的一个尝试。历史哲学理论是丰富,在不同的学派与时代间充斥着交相辩难,在与体育史研究进一步结合中会呈现出更为纵深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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