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的读书笔记
篇一：有关历史书籍的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 明朝，没有元朝的铮铮铁骑，没有清朝的风雨飘摇，它静静地潜伏在历史的穴罅，呻呤着属于它的孤寂。 -----题记
(一)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黄仁宇，只是依稀记得他的大历史观。由于孤陋寡闻，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大历史观。 最初我觉得历史是由一个个事件组成，既然是发生过的事实，那么历史书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事件罗列出来告诉人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些什么。人们掌握的史料越详细，就越接近历史真相。后来才知道书写历史时还有所谓的历史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历史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眼中的史实是不同的。大概这也就是方法论上的差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很明白地指出他所持的是大历史观。所谓的大历史观就是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而不纠缠于具体的人人事事，因为所有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以前，屡次在书摊上和那本书擦肩而过，直觉固执地认为《万历十五年》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其实该书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书，特别是一本沉淀了历史精髓的书，是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拿到书的时候，装帧显得很朴素。相对其他小说类读物，淡淡的封面不禁渗透出深邃的历史。于是就一天看一点，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皇帝，无不叙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名裂。张居正最终被查没，万历自己死后也无法同最爱的郑氏同陵，海瑞则在大家的摒弃中挣扎......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引自书中的话。
(二)首辅之殇张居正几乎开创了万历盛世，把明朝推向辉煌的历史顶峰。以前只知道张居正生前身后的强烈反差，兀自归咎于万历的逆反报复心理。读后感触颇深，幡然醒悟其真正原因乃是他的强势行政模式和作风同当时的文官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他在世的时候没有发挥他旷世的精明干练发现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的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忽视了他所要改变的东西正好是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现实相平衡的产物，他忽视了中国两千年来封建体制的症结就在于道德代替了法制。于是他的失败和海瑞被视为异端就理所当然的。张居正十年鼎力革新，也受尽怨谤，最终人亡政息，至他身后，与他交好的还屡受其株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失败。而在其后的申时行，也许就领会到了这一点，他开始同文官体制妥协，甚至宁可被看作是大和事老，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依旧坚持折中调剂的原则。一切的一切，目的也是为了让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转。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变成文官体制与封建皇权的缓冲剂。一旦缓冲失效，夹于中间的首辅就不得不引咎辞职，成为冲突的替罪羊。首辅犹如深陷历史漩涡的一叶扁舟，注定沉沦。
所以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家为保障社会的稳定，而有可能采用保护落后来作为手段之一，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政治家的睿智，因为当时落后的一方占据主动权。因为这样，无论从国家资源还是个人资源以及发展中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都有可能是最小的。 在上层文官集团和下层成千上万的农民之间，在多达两万人的文官集团内部，明朝如此庞大的国家所赖以维持秩序的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换句话说，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并不是靠现代化的法律和理性的制度而是依靠道德来维持的。但是，道德不过是一些抽象的准则，真正在人与人之间起作用的是礼，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礼保证了整个社会运行秩序。无奈的是，这腐朽的制度就这样肆无忌惮地不断创造一幕幕历史的悲剧。
(三)怠政的背后——万历从阳到阴 自汉代儒家思想上升成为意识形态之后，历来统治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用道德来保障乡土社会基本秩序，而不去顾及经济技术上的进步。事实上，道德以及它的外在准则礼务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力图摒弃一切竞争因
素，鄙视任何经济和技术上的努力，其结果是几千年来乡土社会几乎是静止的，历代皇朝更替不过是历史的简单循环。黄仁宇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极端落后，但并不表明国家的运行是无序的，相反，它依照道德和礼的秩序运行。明朝到万历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表面上倡导的道德与人们实际上的行为已经严重脱节，这个矛盾已经严重到人们对道德和礼丧失信心并且无法维持下去。比如万历皇帝看透了道德与行为不符合的阴阳之别，拒绝用礼来表率天下，使得朝野上下对道德进一步失去信心，更加肆无忌惮地发挥阴的一面。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万历皇帝曾几何时也想励精图治，甚至愿意努力去实践礼来建立人们对道德的信心，当他看穿了所有人的阴阳两面之后首先对道德丧失了信心。他的消极怠工并不是针对某个官员而是对这整套道德礼治体系。明朝后期道德和礼的确发展到畸形。这一整套道德和礼治体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就不再受人们所控制而是处处限制人们的行为。一直以为传统社会的皇帝可以为所欲为，呼风唤雨。看过《万历十五年》才根本改变了我的看法，皇帝不过是整套制度系统当中的一个角色，而且最受整套系统的压抑和控制。有些史学家，粗鄙地认为万历皇帝是慵懒的。其实，他是睿智的，看透了体制的本质。他是优柔的，放弃了对体制束缚的抗争。 (四)饕餮悲剧至于其他人如抗倭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等等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一套制度下的悲情人物。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相混淆，对人的一切评价最终归结到道德问题，人们就不得不生活在虚伪的面具下，所有人都隐瞒私欲表现出道德崇高的样子，加深了每个人阴阳两面的分化。阴阳两面的严重分化的结果就是表面上一套实际上一套，令所有人都不再相信道德。黄仁宇指出，儒家思想的道德力量在人们对它相信的时候是具有非常强大的作用的，像文天祥这样文弱书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而当所有的文官集团和所有的民众都不再相信道德时，这样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以德治国有问题，而在于私人道德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压抑了人性和自由，但压制不了的私欲以阴的一面存在和膨胀。事实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五)史海回眸历史就是这样神奇，总能创造出匪夷所思的故事留与后人去猜。历史，就是这么客观地前行。放宽历史的眼界，伸展历史的触角，历史的书写应该还原历史发展真实的轨迹。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中，需要我们去体会和研习，而不需要他人直接的结论。 感谢黄仁宇先生，献给我们这么好的一本书，更感谢他独特的历史视觉。不同的人看《万历十五年》能看出不同的东西，甚至有人从中悟出了许多管理学方面的心得，我更关心的是黄仁宇在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分析。从《万历十五年》读出的不仅仅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中国社会更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影子，我们需要做更多这样的工作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面临的种种特殊的问题。 以上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好的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篇二：《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读书笔记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读书笔记
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轴心时代”这一名词，正是出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然而当我们真正阅读这本书时，会发现其内容和范畴并不止于“轴心时代”，全书以“轴心时代”为基础和中心展开论述，通过对“世界历史”的回顾、“现在与未来”的探讨以及对“历史的意义”的思索构建起一个宏观的历史框架，在雅氏的分析论证中，大量融合了西方哲学和史学派的观点，读来收获颇多。
以下我将陈述自己在阅读本书过程中的所思所感。
雅斯贝斯认为：目前人类发展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期和科学技术时代，他将史前和古代文明归为间歇期，而轴心时代是突破期，科技时代则是第二个间歇期。人类各大文明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到400年之间出现了精神的觉醒，使得人类社会超脱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各自建立了哲学或者宗教的倾向。他提到了最重要的四个文明：以色列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它们都有各自的特色，并且在一段时间内都得以保存，这就是轴心时代。 在本书第一部分的导言中，雅斯贝斯开宗明义的提出了他想要在此书中解决的历史哲学命题：历史是什么？历史来自何处？历史通往何方？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历史应该区分为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两类。人类历史的一切基本内容就是那些曾经作为历史的因素，并将继续通过人类的记忆和意识而成为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因素的东西，过去发生的一切只有通过意识的媒介才能与现在发生联系，未进入人类意识的一切是非历史的、无意义的。因而人类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关于第二个问题，雅氏认为，自从生命产生意识，人类历史就从“无”的母体重走向“有”，从“无知”走向“有知”，这才是历史的根源。关于第三个问题，即历史的目标是什么，答案则由对前两个问题的阐述中引申而出。雅氏指出，历史的最终目标是历史的统一。人类历史在轴心期产生突破这一事实，清楚第表明了人类走向整体的基本根源、重要因素和必然趋势。
在书中，雅氏认为轴心期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思想，创立了人类赖以不断生存的世界宗教。同时，欧州在本世纪初开始失去世界中心地位后，世界仍在以各种方式向整体继续迈进。这种新的一体化趋势使历史不仅将走向本质和意识的统一，而且将走向现实基础上的完全统一。从各种意义上看，人类进入统一的第一步完成了。对于雅氏“世界一体化趋势”的观点我是接受的，但对于“本质和意识的统一”这一观点，我认为还有待商榷，理由如下：
从“轴心时代”的内部来看，在大觉醒的过程中，不同文明的宗教家、哲学家或者思想家为各自文明建立起一个超越的精神世界，如以色列的宗教、希腊的哲学或者中国的“道”。这个超越的精神世界对以后各文明的发展取向产生了星星作用和长期的影响，也形成了各自文明的主要特色。虽同为文明，但各文明内部是有明显差异的。这里，我们可以借鉴余英时先生在《究天人之际》中的观点。将中国的轴心突破和西方做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在突破后的超越世界是内向的，即“内向超越”，与西方的“外在超越“是两个不同的文化方向。我们纵观西方的历史，会发现，不论是柏拉图的”理性世界“还是基督教的“上帝之都”，都是外在于人间世界，并高高在上。表现在政治权利方面，西方上帝是外在超越的源头，在人也是代表上帝的罗马教会，所以王权会受到教会的约束，教会为王权提供合法性。而中国的超越则是天人合一的，即将“天”收入心中，所以中国的超越在“内”而不在“外”。虽然中国自古有“道尊于势“之说，但没有外在化，故也并无正式的教会组织。因为“道”在人的“心”中，因此，上下都遵循“内心的修养”，即正心、诚意。
这里有人可能会说，历史上中国也经历过大规模的外部文化冲击，比如佛教的传入，这些都给原有的文化带来的很大的改变，这难道不会影响文化超越的方向选择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是存在某些契合的内质，因而融合较易，如佛教讲“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强化了“内向超越”的趋势，后来还成为了宋明理学的一个根源。相运而生的禅宗受众广泛也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近代百年的外来文化冲击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现代不少中国人已经看到了外在超越的好处，如现代西方政治中的三权分立等，这是
外在超越的一种表现，但在中国的政治史上，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权力的分立、相互制衡的制度，但都表现为内在超越，如御史制度。
全球化现在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但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最终中西方这两种异质的文明会完全融合，合二为一。融合是因为在文明之中，有一些东西是普世的。比如中国虽没有人权概念，但有人权意识。如孟子强调国家对老百姓的义务，这个与西方的人权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但意思是相同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一些文化观念也有超过西方的。如“天地之性，人为贵”等。在比如，当现代西方在文化发展遭遇虚无时，他们也将目光投向了欧洲以外的地方，寻求方向，如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对于雅氏“世界一体化趋势”的观点是认同的，但对于“本质和意识的统一”这一观点，我认为还有待论证。同时，我们还应意识到雅氏的轴心时代概念，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时间性和地域空间性的概念，它实际上有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内涵，因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想象力和洞察力。可以说，轴心时代概念是我们准确合理地理解、打开人类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它为我们有效地回溯迷雾重重的悠久历史，理解复杂多变的当下现实，展望遥远的未来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王俊人
汉语言文学专业
10120110203
篇三：历史读书笔记
历史读书笔记—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在写完《史记.孔子世家》时，最后引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八个字现在树碑仁寿县城高峰天街公园中心位置。司马迁为了写《史记》，二十来岁游历沅湘苏浙齐鲁，寻迹历史风云人物故里，如刘邦丰沛故里、宿迁项羽故里、淮阴侯韩信故里、薛城孟尝君故里、曲阜孔子故里。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自曝了自己行迹，说“曾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这次他是因公出差，大致沿今日西安成都昆明高速公路一线，跋山涉水，游览过成都都江堰，最远到达昆明（今日大理丽江地域）。我有时想，仅凭这一点，司马迁不仅应该树为中国大历史学家，也应该树为中国大旅行家。 汉武帝时代，张骞九死一生，凿空西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主动走出国门，向西方开放。据说今日葡萄、胡萝卜等可以溯源到张骞。张骞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外交家和国际旅行家。更有价值的是他在阿富汗等地发现了蜀布和邛竹杖，证实南方丝绸之路这条民间商贸物流通道早就存在。前不久西南交通大学召开“中国高铁走出去高峰论坛”，主题就是高铁外交，我看着眼点就是张骞发现的南方丝绸之路和亲历的北方丝绸之路的高铁化。我梦想有朝一日乘坐高铁从成都出发，经过西昌、丽江、腾冲、密支那，直达印度新德里、伊朗德黑兰、埃及开罗。这条南方丝绸之路沿线风土人情旅游价值感觉也许要比北方丝绸之路丰富多彩一些。 司马迁是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大旅行家、大天文学家、大百科全书家。我看他不仅是中国汉朝史坛冠军，也是汉朝文坛冠军。西汉文章两司马。司马相如的赋在过去曾为汉代文学标杆，今日汉赋已经淡化老死，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古文常读常新。司马迁的文笔真是神出鬼没，有如李白谪仙诗笔。司马迁写历史人物片言口语，如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李斯的“吾欲与若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韩信的“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帝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等等，一字一句就见历史人物风度神韵，摹写刻画太精当了，听来品来太过瘾了。以写小说的笔法写历史著作，司马迁可以说是第一人，也是做得最为成功的，这是《史记》几千年魔力密码所在。
司马迁《史记》本纪十二篇，我看只有《今上本纪》写得最差，这肯定不是司马迁原笔，学术性没有《五帝本纪》《夏本纪》《商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强，文字没有《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好。按理秦始皇为离开他最近的著名皇帝。千古一帝，奠定了中华腹地核心生存区域（辽河海河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和度量衡与文字一统格局。今上汉武帝就活在他眼前，耳濡目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中华文化和民族心理统一。后世没有那个封建帝王的格局、规模、气度比得上他俩。毛泽东说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今日秦始皇没有留存诗文，只知道他喜爱韩非文章，见到李斯一篇“谏逐客书”，就从谏如流。汉武帝倚重司马相如、司马迁，本人留有“秋风辞”等，我感觉他们二位还是有文化底蕴，识得文字好坏的皇帝。司马迁有文人傲骨，没有拍当权者马屁。这两个皇帝确也凶暴独裁。秦始皇长相蜂目豺声，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欲行仁义，司马迁这样写，确实要有非凡的勇气。汉朝接续秦朝，汉朝人把秦朝说得坏，以便证明本朝才是最好，这是自然的。司马迁写本朝开国皇帝刘邦，虽然夸他“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又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写他在逃生关头连老婆孩子都不要，要推下车去。项羽要烹刘太公，他小子倒好，说“分我一杯羹。”写绝了刘邦的流氓无赖不孝本性。这样写，换到唐朝、宋朝、明朝和清朝，司马迁肯定脑袋早就搬家了，哪里允许他选择宫刑，还能继续呆在汉武
帝身边担当中书令。虽然司马迁自认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也。”我感觉汉武帝内心还是很欣赏司马迁的文才、史才的。《今上本纪》真本估计被汉武帝及其子孙利用皇权毁尸灭迹了，后世历史学家考证说现本《史记.孝武本纪》是把《封禅书》稍微改动一下充数。《史记》中十篇有录无书。秦始皇、汉武帝乞求长生不老，干下不少哈儿事情，上了徐福、栾大等江湖术士的当。这种期望不死的心理可以理解，普通老百姓乞求平平安安活到百岁，只有皇帝才敢期望活到万岁、长生不死。后世李世民、嘉靖、雍正都是聪明之主，不也照样相信术士的甜言蜜语，乞求长寿，反促早死。可惜司马迁写的《今上本纪》原本不在，班固写的汉武帝本纪，功力也比司马迁写的秦始皇本纪差些。
司马迁创立列传体史书的五体格局（12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我看司马迁这个创造最为伟大，后世中国历史学家都逃不出司马迁的五体牢笼。正史都是纪志表传，只是把世家降为列传。为什么《史记》各体篇目数这样，后世研究有多种解说，说司马迁本是天文家数，有意拿一纪12星次，一年 12月，一月30天来天人合一，我个人感到这样解释有点牵强附会，或许这种篇目数只是一种巧合而已。一些历史学家深挖《史记》五体格局和130篇目取名的微言大义，诸如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该不该列？西汉开国三杰为什么降韩信为淮阴侯列传，陈涉为什么要列入世家？封建史家对司马迁和《史记》有点吹毛求疵了，班固等虽然赞誉司马迁的《史记》为实录，又批评他“是非颇谬于圣人。”更严重的王允说《史记》是谤书。今日想来，我倍感司马迁人格伟大，学术自由，精神独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五体格局比四体格局更具有等级层次性，对于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权衡度量显得更为灵活精准些。项羽、吕后实际主宰天下，该列本纪。孔子、陈涉都是一种文化学术事业、一种改朝换代功业的开创者，两千年来绵绵不绝，与西汉开国元勋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并列世家，我都感觉显得低了一点。
《史记》共130篇，我最为喜欢的篇章是秦始皇、项羽、高祖三本纪和李斯、张良、萧何、韩信、陈平、周勃等世家列传，他们都是秦汉相交楚汉争雄时代的历史风云人物，我觉得这几篇是《史记》的精华所在，司马迁文笔的精妙所在，看来司马迁不是平均使用力量。如果换一个人来写，我看写不出司马迁这种活色生香的文字，诸如李斯列传的两次感叹老鼠，诸如萧相国世家和淮阴侯列传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故事，诸如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鸿门宴、霸王别姬”三大场面。我觉得《史记》全书写得最好、最为顶尖的篇章就是《项羽本纪》，诚为一代英雄绝唱。项羽虽然只活了31岁，主宰天下才5年。楚汉相争刘邦最后赢得天下，执政了8年，刘姓王朝还一直延续到三国蜀汉刘备刘禅。司马迁的天才文笔让项羽这个失败了的真英雄一直活到了现在，让刘邦这个真皇帝一直陪伴他到了现在。我真想不出一代英雄人物，这些细节，这些语言，司马迁是如何晓得的。他以小说笔法来写正史，写得来还让后人觉得没有出格，真实的历史内情似乎就是这样。司马迁写《史记》刻画历史人物群像须毛生动，后世难有史家企及，司马光写《资治通鉴》都没有司马迁这种文字魔力。我感觉司马迁是有意这样对立典型描写，所谓互见法，不仅文字互见，史实互见，更重要的是人格互见，人品互见。同是皇帝，项羽、刘邦是这样写。同是宰相，李斯、萧何是这样写。同是大将，曹参、韩信是这样写，李广、卫青是这样写。看司马迁的《史记》，必须交换互看，才能看到文字的背后，才能知道刘邦底细，才能明白韩信冤枉。司马迁本是奇人一个。他是有点好奇，喜欢为奇人、奇事、奇功、奇迹列传。对于
权位人物，即使在刘邦开国分封功臣表中位列前十、爵位一品的大员，他也不是面面俱到，有的仅仅在表中列名而已。这时才能真正感觉司马迁创建史表记录格式的妙处。春秋十二诸侯年表、战国六国年表等实现了异地同时、同地异时的王、国纵横相处。我感觉写历史最难的也许不是写本纪、写列传、写书志，我觉得最难的最显史家功力的也许是写史表，可惜现在不少出版商为了节约篇幅，把《史记》的史表删除了。想到司马迁时代还是以竹简木简为主要书写材料，他整出来的史表，如三代世表、春秋十二诸侯年表、战国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10表，后世怕只有感谢他举重若轻、举轻若重的非凡毅力和细心精心。
司马迁写《史记》，用130篇、52万多字的篇幅就拿下黄帝以来中华三千余年历史，而班固写《汉书》，西汉只有二百三十年，还用了100篇、80万字，汉武帝以前的历史还是多数抄袭《史记》文字。班固写《汉书》还是班彪、班固、班昭、马续父子兄妹等四人接力，司马迁写《史记》最多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合力，司马谈也许只是列出一个大纲。看完司马迁《史记》的表和志，再看新唐书、旧唐书、宋史、明史、清史等各个正史的表和志，让人更加佩服司马迁的严谨和精心，他的大手笔学不来，他的小精心更是学不来的。
司马迁生于天文史官军事经济文化世家，我看他生下来就有超强的自信力，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谓“小子意在斯乎。”他是把自己作为周公、孔子文史道统的继承者来自认的。面对汉武帝让他选择自杀还是自宫时，他为了《史记》宁愿忍辱求生。只要看看汉武帝一朝多少宰相都被汉武帝逼得自杀，所谓士可杀不可辱，汉人比较有血性，更加彰显司马迁这个选择的不容易。司马迁活着为《史记》，死也为《史记》。司马迁的《史记》第130篇太史公自序，加上报任安书，就是司马迁自己为自己作的列传。班固很聪明，写《汉书》时直接采录。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再有权力的帝王都是一时的。汉武帝执政长达54年，今日看来司马迁的历史影响力已经超出汉武帝，未来更是无期。话也要说转来，我们还要感谢汉武帝时代，有给予文人自杀、被杀或自宫选项的机会，没有出现后世班固自杀、范晔被杀等历史惨剧；感谢汉武帝时代有允许私人撰修国史的制度，没有唐代以后只能官修的限制。司马迁，成也汉武帝，毁也汉武帝。惺惺惜惺惺，伟大人物遭遇了伟大王朝，才有司马迁这种史学文学双料巨擘出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遇到司马迁和《史记》，我只有五体投地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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