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专题党课讲稿范文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专题党课讲稿范文

　　一、中国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剧了大变局之“变”，世界经济发生了许多根本性变化。特别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与美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这些外部环境变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态势终结

　　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洗礼后，2010年世界经济出现明显的回升势头。在2010年至2019年的十年里，全球GDP总体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保持在3%左右。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由于疫情冲击和行政管控带来的次生经济灾害巨大，全球经济增长态势终结，将进入下行调整期。

　　2021年4月2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3.3%，衰退程度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还要严重，可以说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同时，报告还认为，2021年全球经济提速，经济增长将达6%，但各国经济复苏进展不一且存在明显分化，中国经济复苏领先全球，经济增长将达8.1%。并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至4.4%。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加速终结了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在全球经济下行过程中，随着疫情的逐渐好转，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短暂反弹，之后放缓，全球经济波动幅度将会增大，持续稳定较高的增长恐难实现。

　　（二）全球供应链遭受重创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世界各地均采取了较为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限制了人员特别是货物的流动，这使得国际贸易大幅度萎缩，全球供应链出现裂痕。尽管有志之士呼吁要加强全球供应链的国际合作，但疫情蔓延引发的以xx利益和公共安全为名的调整供应链、建立本土供应链体系倾向，将加速全球供应链收缩，打击生产全球化、投资全球化。

　　中间品贸易萎缩，国际投资加速下滑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发展，中间品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我国作为货物贸易大国，在全球中间品贸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间品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40%以上，占全球中间品出口的10%以上，中间品进口占进口总额的70%以上，占全球中间品进口的15%以上。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收缩，将加剧中间品贸易萎缩，对我国中间品贸易构成一定冲击。

　　在生产全球化中，国际直接投资迅猛发展，2007年达到创纪录的1.83万亿美元，但在金融危机后大幅下挫。近年来，全球国际直接投资一直低迷，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更是出现了断崖式下跌，2020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金额下降了42%。受疫情影响，生产、投资全球化收缩，国际直接投资将陷入相对低迷期。

　　（四）利己主义抬头，高标准经贸规则遇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一些xx实行的单边主义，已经对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有效性构成威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人类共同面对的公共卫生危机，原本需要各国团结协作、联合抗疫，强化各国间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抵御经济下行风险，但却出现以邻为壑、推脱责任、指责他国的非理性行为，排外情绪、极端的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思维开始抬头。单边的利己主义与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冲突，将成为未来困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突出矛盾。

　　在疫情发生之前，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缺陷就已暴露无遗。比如，不能有效解决世界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偏低以及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中，各国发展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各国之间以及国内不同阶层之间经济利益分配不均衡；一国经济金融风险向世界传递加剧世界经济动荡，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呼声日隆。但是，疫情中出现利己主义的非理性思维和行为，会进一步割裂、分化各国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态度。这时，建立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规则体系就更难取得国际共识，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阻碍和难度就会不断加大。

　　（五）中美经贸关系变化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各国在经济政策上都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美国也不例外，它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这样使本已岌岌可危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2019年，美国政府债务总量就已达到23.2万亿美元，与GDP的比率升至108%，大幅高于2006年即金融危机爆发前63%的比率。2020年，美国预算赤字达到创纪录的3.132万亿美元，占GDP的16%。美国国债总额达到27.41万亿美元，相当于2020年预计GDP的130%以上，创造了二战后的新纪录。

　　面对难解的债务状况，美国不得不依赖增加对外负债，扩大资本账户的顺差。而为了保持并扩大资本账户顺差，美国必然会扮演扰乱国际秩序的角色，打压竞争对手，比如中国，让寻求安全的避险资金流入美国，以此缓解财政窘境。这就是美国谋求遏制中国发展的背景。当然，美国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就是增加税收。通过增加税收来增加财政收入，使财政收支差额减少，赤字率下降，这样债务依赖也会有所降低。但是，加税的结果却不利于投资者获得更高收益，也不利于刺激消费。可见，这对美国宏观经济运行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以上就是中国在寻求长期稳定发展过程中要面对的国际环境。当然，经济全球化不会停止前行的脚步，世界各国加强合作的愿望仍旧突出。中国会在全球化过程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会在扩大开放过程中寻求更多与各国合作的机会，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同时也为自身发展赢得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二、中国国内经济环境变化

　　我国国内经济环境和长期的趋势性变化明显，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经济发展阶段发生变化

　　工业化加速扩张时期已经结束，国民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成为主要特征。

　　比较优势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要素成本优势明显。当时，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凭借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大力吸收外商投资，推动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而外资、外贸的快速发展也拉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随着近年来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全面上涨，我国生产要素成本优势不断弱化。在这一条件下，我们必须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创新推动技术进步，提升要素效率，从而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四）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变化

　　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我们必须走依靠技术创新推动集约式内涵型经济增长道路，也就是走依靠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状况

　　面对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的重大根本性变化，以及国内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到底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

　　（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2020年我国GDP增长2.3%，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xx。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持续性蔓延，给世界经济带来强烈的负面冲击，世界经济增速比2019年下降了约6.5个百分点。而中国经济增速虽然也下降了3.8个百分点，但依然实现了正增长。中国经济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2019年持平，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上升了0.6个百分点。可以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条件下，我国城镇失业率还保持相对稳定，这是超乎想象的。

　　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5%，在合理预期内。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1.8%，较2019年有微幅下滑，表明人们对投资品需求相对低迷。

　　xx外汇储备32165亿美元，比2019年末增加1086亿美元。这是中国xx实力增强、国内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1981亿元，比2019年下降3.9%。中国是一个消费大国，消费需求稳定对于中国经济稳定至关重要。当前在疫情冲击下，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了一定下降，但相信随着疫情的好转，餐饮、旅游等消费市场会迅速恢复发展。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27270亿元，比2019年增长2.7%。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下，基本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

　　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444亿美元，增长4.5%，创造了新的纪录。2020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金额下降了42%，而中国能够逆势增长4.5%，是非常难得的。

　　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1102亿美元，下降0.4%。可以说，作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主体，中国对外投资的相对稳定为其提供了重要支撑，避免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

　　货物进出口总额321557亿元，比2019年增长1.9%。其中，出口179326亿元，增长4.0%；进口142231亿元，下降0.7%。

　　服务进出口总额45643亿元，比上年下降15.7%。其中，服务出口19357亿元，下降1.1%；服务进口26286亿元，下降24.0%。

　　从以上2020年宏观经济指标来看，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们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我国经济运行逐季改善、逐步恢复常态，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

　　（二）我国财政状况

　　2020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6615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地方债务率（债务余额/地方综合财力）约为80%，也在合理的安全线内。

　　中央财政国债余额208906亿元，中央财政负债率20.56%。政府债务负债率（中央与地方债务余额/GDP）为45.82%，与公认的60%的警戒线还有距离，也在安全线内。

　　全国政府财政赤字37600亿元，赤字率为3.7%。中国赤字率突破了3%的警戒线，而债务率在安全线内，两者并未同时突破警戒线。由此可以说，中国财政状况仍处在安全线内。但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

　　我国金融状况

　　2020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7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全年增加19.63万亿元，同比多增2.82万亿元。可见，快速信贷扩张是当前经济稳定的主要工具。

　　本外币存款余额218.37万亿元，同比增长10.2%。显然，贷款的增长速度比存款要高出2.6个百分点。可以说，通过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我们保持金融稳定，没有因疫情冲击使一些企业资金链断流而加剧金融风险。

　　（四）我国企业总体效益状况

　　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4516.1亿元，比上年增长4.1%；资产总计126.76万亿元，比2019年末增长6.7%；负债合计71.06万亿元，增长6.1%；资产负债率为56.1%，比2019年末下降0.3个百分点。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34222.7亿元，同比下降4.5%；资产负债率64.0%，较2019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

　　从以上指标来看，我国企业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效益有所提高，其资产负债率也偏高；国有企业的效益低于平均水平，而负债率却高于平均水平。应该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略有下降，但它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为稳定社会经济特别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突出贡献。

　　总之，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仍能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相对稳定，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有喜有忧，但基本好于预期，处于总体健康的状态。各种风险压力增大，但还在可控范围之内。这是一个难得的成就，也是我们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信心来源。

　　四、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目标与政策

　　（一）2021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2021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主要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进出口量稳质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二）2021年财政政策

　　2021年全国财政赤字35700亿元，减少1900亿元。赤字率拟按3.2%左右安排。中央财政赤字27500亿元，减少300亿元。中央财政国债余额限额240508.35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限额151089.22亿元，专项债务余额限额181685.08亿元。总体债务率控制在60%的警戒线以内。这是2021年财政政策的基调，赤字率有所收缩，债务率继续控制在60%的警戒线以内。也许有人会问，是不是要从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向紧缩的财政政策了?

　　其实不是。我们的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由以上目标政策来看，预算规模的变化是一个渐进式的变化，是为当前形势下实现财政安全、助力经济稳健发展，而对积极财政政策做出的一个适当的微调。这种微调是正常的。

　　2021年金融政策

　　2021年我国的金融政策，概括起来说，一是“稳”字当头，回归正常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回归正常化，不是要“急刹车”，也不是要收缩金融政策，而是要保持金融政策的相对稳定，实现支持经济发展和维护金融安全之间的平衡。为此，要保持金融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二是着眼于稳增长、防风险与控通胀之间的综合平衡，更加注重平衡长短周期。

　　在2021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以及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基调下，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的开局还是比较好的，很多指标都在合理预期之内甚至超出预期，向好的方向转化。

　　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那么，我们为什么提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国内大循环为主能不能靠压缩外需来解决、新发展格局是否要各地建立自我循环、如何巩固新发展格局?这些问题不仅仅关系今天的经济决策、经济活动，而且还关系到未来较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具体来看——

　　（一）为什么提出要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态势就已经非常明确了。有人说，过去的对外依存度太高了，长期实行外向型经济存在很多问题等。这些都是谬论。20世纪80、90年代，我国沿海地区实行外向型经济战略，但就全国而言，我们并不是一个外向型经济的xx。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对外经济依存度一直在下降。1990年，我国货物贸易对外依存度接近30%，2006年达到64.88%的峰值，其中出口依存度达到35.71%，进口依存度29.17%。此后开始下降，2019年货物贸易对外依存度降到31.72%，其中，出口依存度降为17.35%，进口依存度为14.37%。如下图：

　　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更低。2007年服务贸易达到历史高点，上升至7.06%，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上升到3.43%，进口依存度上升到3.64%。此后，尽管服务贸易规模逐步扩大，但由于GDP更快增长，服务贸易依存度却下降，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降为5.47%，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1.97%，进口依存度3.49%。

　　如果把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加总计算，2019年我国总体的外贸依存度为37.31%，总体出口依存度为19.36%，进口依存度为17.94%。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从供给角度看，我国国内市场的供给主要是由国内企业而非国外企业提供的，我国企业也主要是为国内市场而非国际市场提供供给，目前，我国80%以上的商品和服务是由国内企业提供的。从需求角度看，我国国内市场需求主要是由国内企业提供的，而非主要靠国外企业满足需求。目前，社会总需求中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占比也超过80%。从经济增长贡献角度看，2007-2019年间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

　　从外资依存度来看，1990年我国外资依存度增加到2.61%，1994年达到最高峰时为7.66%。此后，随着国内投资和经济总量更快增长，外资依存度逐步下降，2006年回落到2.57%，与1990年基本持平，2019年则下降到不足1%，远低于世界平均约5%的水平。由此可见，中国的外资依存度也是比较低的，说明经济发展不是靠外商投资拉动。从对外投资依存度来看，199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仅有0.23%。2006年对外投资额与GDP之比上升到0.77%，2016年达到高峰，但也仅有1.75%，2019年则下降到0.95%。由此可见，资本要素主要依赖国内市场。

　　国内的技术研发投入不断增加。2019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19%，与欧盟基本持平，创新能力指数排名全球第15位。发明专利授权数量逐年增加，我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使用的技术主要是靠国内研发满足的。当然，也有许多核心技术还是依赖进口，对国外依存度较高。这也是美国等少数xx利用技术上的优势遏制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必须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突破这个技术瓶颈。

　　就劳动力要素而言，国内劳动力市场是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基本渠道，海外劳务输出规模较小，最多的2017年也仅30多万人。

　　综上而言，无论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生产要素、技术研发，对国外的依存度都比较低。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呢?我们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所以，更应该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

　　经济形势变得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国际上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利己主义和排华势力抬头，外需增速下滑，全球供应链面临重构，制度竞争趋于白热化。国内要素禀赋发生变化，成本优势削弱，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面临升级，国民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培养新的竞争优势。如果有效释放内需潜力，国内大循环活力会日益强劲。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

　　（二）如何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有些人误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等同于脱离国际市场及全球经济体系的“内循环”。要注意，“内循环”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两个概念。“内循环”没有谈国际循环的问题，这与美国谋求与中国经济脱钩、迫使中国走上封闭道路不谋而合。宏观经济中的政府、企业、居民xx部门“内循环模型”，就是把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割裂起来的理论假设，是在不考虑出口和外部需求条件下的封闭型经济模型。这与当前中国扩大开放水平、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现状是不一致的。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不具备封闭起来“内循环”的微观基础。中国作为WTO成员正谋求加入《政府采购协议》，政府需求不可能排斥进口产品和服务；大量企业在全球资源配置，所需投资品也不可能只在国内采购；居民消费会用货币投票，更离不开进口的价廉物美商品和服务满足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规模扩大的需要。现在，跨境电商发展得这么快，已经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可见，开放不是我们选不选择的问题，而是已经成为一种实际的经济状态。

　　我们不能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际经济循环对立起来，更不能关起门来搞封闭的经济建设。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发挥国内大市场的优势，才能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才能更好地吸引国际厂商和投资进入中国市场，共同合作、互利共赢。另外，我们只有更好地参加国际经济循环，才能解决国内经济循环中的诸多困难、矛盾和问题，突破国内经济循环的瓶颈，保障国内经济循环更加顺畅。当然，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必须有解决国内经济循环过程中瓶颈问题的能力和举措，这需要我们自己努力，不能依靠外部力量。

　　有人认为，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标准中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所有工业门类，拥有14亿人口，大市场优势明显，我国经济完全可以依靠国内市场自我循环，不依赖外部市场和资源。其实，完整的工业体系只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动态来看，工业体系是要在发展中不断升级、提升质量和水平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提高开放水平中，广泛吸纳聚集利用全球优质资源，才能更快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更快推动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世界是所有的开放经济体，自然也都是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互动的运行状态。我们要更好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功能，使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有机地结合起来。

　　国内大循环为主能不能靠压缩外需来解决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后，有些人就提出，我国对外经济依存度过高了，需要降下来。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是国内投资、消费更快增长的结果，而非减少进出口的产物，也不能靠压缩进出口来降低外贸依存度。相反，2007年以来，除个别年份，我国进出口保持总体增长，外贸依存度却明显降低。世界上没有一个xx和地区为降低出口依存度而主动减少出口。我们不能为了形成双循环发展格局而主动减少出口、限制进口，减少对外经济联系，这是本末倒置的。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外资依存度一度提高，于是就有人认为利用外资太多了，并提出限制外资规模。其实，外商投资增多，是我国对外开放、积极参加生产投资全球化的结果，外商投资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功不可没。近些年我国外资依存度下降，也不是限制和减少外商投资的结果，而是国内投资和经济增长更快的表现。当今世界争夺国际投资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中国要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中积极地吸收外资，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竞争，促使国际直接投资在中国市场获利，同时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新发展格局是否要各地建立自我循环

　　在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各地往往要求形成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补齐供应链短板。但是，这样很容易搞成一个个封闭的自我循环，形成各个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肢解全国统一的大市场，降低全国资源配置效率。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就全国总体而言的，而非就某一地区经济而言。我们要加强地区之间的合作，加强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合作。

　　（五）如何巩固新发展格局

　　在新发展格局下，要求更加关注国内市场，打通国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建立安全可控的供应链体系，突破卡脖子技术，缓解外部需求下行压力。

　　第一，在深化对外开放中为新发展格局提供制度保障。深化对外开放，跟踪高标准经贸规则变迁的趋势，大胆探索创新，形成放得开、管得好、安全高效、风险可控的制度环境，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制度。这样以开放倒逼改革，才能更快打通国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生产关系各环节的堵点，为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在对外开放中助力发挥大市场优势。要扩大开放水平，广泛利用全球资源，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全社会收入水平。因为收入增长是消费需求扩大的函数，没有了收入的增加我们怎么实现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为此，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如通过改变商业模式来刺激消费等，确实在短期内形成了一些消费热点。但如果不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这些举措对于扩大内需就不具有持续性意义。

　　要在扩大开放中释放国内大市场的优势，开放的大市场能够为外商投资、进出口贸易带来更多机会，更好实现国内国际经济互动。国内大市场的优势是什么?既可以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保持相对稳定，也可以吸引国外优质资源为我所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由此，我们要通过扩大高水平开放助力发挥国内大市场的优势。

　　第xx，在高水平开放中构建安全可控的供应链体系。建立安全可控的供应链体系，并非要脱离全球供应链体系，而是要在提高开放水平中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巩固并升级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在外部供应链重构中增强我国的自主性。

　　第四，在高水平开放中聚集高端要素。突破卡脖子技术，同样离不开高水平开放。在推动高水平开放中，广泛吸收聚集国内外优秀人才、先进技术、领先企业、先进制造和服务、管理知识和信息等高端资源，加强国内外经济技术合作，在开放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一批突破性技术成果，从而建立富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这样才能减少国外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和风险，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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